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第三，“已见晚出的书而剿袭的”。他以焦氏《易林》和《列子·周穆王》篇为例，他认为《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易林》引了《左传》许多话，而《易林》说是汉昭宣时人焦延寿所作，焦延寿不可能看到《左传》，所以《易林》是东汉人见了那晚出的《左传》假造的。[53]其实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已提到《左氏春秋》，杜预《春秋序》引刘向《别录》记载了《左传》在汉以前流传的情况，汉兴以来的传授情况《汉书·儒林传》记载得很清楚。在刘歆以前，传《左传》者不断，又怎能说《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呢，以此论定汉昭宣时人焦延寿不可能看到《左传》、不可能看到《易林》有引《左传》语，因此论定《易林》不可能为焦延寿作，必为东汉人假造，这样的论证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的。梁先生又认为张湛见了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才假造《列
子·周穆王》篇。严灵峰先生以两者互证，比较的结果是“《列子》所引之文并非出自太康二年汲冢出土之《穆传》，必据别出之古本”，《穆天子传“虽在晋太康二年出土，但其成书应在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西元前252年）之前”，“穆王卒于西元前九百四十一年，列子与郑繻公同时，其生存年代，当在西元前三百三十九年之前，其书当成于战国三家分晋之后，编撰《列子》书者之采集《穆天子传》中文字，亦属自然之事，不足为怪”。[54]最有意思的
是，张湛注指出《列子·周穆王》篇“观日之所出入”出于《穆天子传》，并点明其脱去“西登弇山”四字。如果是张湛伪造，他又何必自揭其短？所以，梁先生举的这一例，也是错误的。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三种方法是“从佚文上辨别”，他认为“有些书因年载久远而佚散了，后人假造一部来冒替，我们可以用真的佚文和假的全书比较，看两者的有无同异，来断定书的真伪”。具体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前已说是佚文的，现在反有全部的书，可知书是假冒”。二是“在甲书未佚以前，乙书引用了些，至今犹存，而甲书的今本却没有，或不同于乙书所引的话，可知甲书今本是假的”。[55]前者从逻辑上讲，是不能成
立的。因为人们的眼界有限，不可能阅尽当世之书，难免会出现遗漏。例如宋沈该撰《易小传》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该又有《系辞补注》十余则，附于卷末。今本无之，盖已久佚矣。但今上海图书馆藏《易小传》六卷，附《系辞补注》一卷，为沈该撰无疑。[56]依梁说，则此书必为假冒。又如龚原《周易新讲义》，宋志有著录，但朱彝尊《经义考》称未见，《四库采进书目》未见著录，馆臣亦未之见。然《总目》编成不久，日人林衡辑《佚存丛书》，内中就有龚原《周易新讲义》十卷。[57]此类情况，决非仅以上二例。更
何况还有地下出土的古书，若依梁说，这些都会断成错案。后者说服力较强，但所举例至少《孔于家语》有问题，咬定其系王肃造伪是不对的。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四种方法是从“文章上辨别”。具体他细分为名词、文体、文法、音韵四项，他认为，“从书名或书内的名词可以知道书的真伪”。[58]其实，某一书名或某一名词究竟产生于何时，公认之说并非就是定论。例如《尚书》之称，众口一词皆说它始于汉代，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篇中就有与《周易》并举的《尚书》之称，而且出自孔于之口。[59]如以为汉代始有《尚书》之称，并以此来定书之真伪，就可能造成误断。又如“黔首”一词，有些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名民曰黔首”一语，认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方有“黔首”之称，并以此来断定古书的年代。其实《战国策·魏策·魏惠王死》章、《吕氏春秋·大乐》诸篇、《韩非子·忠孝》篇、李斯《谏逐客书》、《礼记·祭义》等皆有此称。王念孙云：“盖旧有此称，至秦遂以为定名，非始皇创为之也。”[60]此说良是。抓住一两个名词而定书之真伪，最易陷于偏颇，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大多了。
文体，梁先生认为，“这是辨伪书最主要的标准，因为每一时代的文体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别，即使甲时代的模仿乙时代的文章，在行的人终可看出”。[61]一般而言，这是正确的。但一个时代的文体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有的仿古味浓，有的口语性强。稍一不慎，便会酿成错案。比如柳宗元《辨鶡冠子》云“读”《鶡冠子》“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
，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62]柳说疑古者视为定论，不意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一出，便告动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流传书籍系为实用，并不专为保存古本。有时因见古书文字艰深费解，就用易懂的同义字取代难字。《史记》引用《尚书》是如此，银雀山竹简本《尉镣子》也是如此，初看与今本不同，颇多艰奥文
句，细察今本之所谓“不古”，实系后入的修改润饰。李学勤先生认为，这大概是由于其为兵书，更需要让武人能够学习理解。[63]所以，单纯从文体辨别，就会让今本《尉镣子》蒙上不白之冤。
以文法、古韵辨伪，标准客观，梁先生重视这一方法，极有眼力。但应注意两点：一是标准要定准，标准一错，全盘皆误。汉语史的研究表明，过去我们对许多语法现象的认识，过于靠后；而古代的语音现象，又异常复杂，所谓的定论往往有误。许多的语音、语法现象，公认是隋唐才出现的，结果后来发现汉代早有了；大家认定是汉代才有的，结果后来发现先秦早有了。这与过去汉语史研究的不深入有关，也与这种研究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法的基础上有关。正因为是不完全归纳，所以新材料一出现，结论往往就得改写。执着错误的文法、音韵尺子去定古书的真伪，往往不伪者成伪。二是要将语言的真伪与思想的真伪、史实的真伪区别开，将局部的伪与主体的伪区别开。先秦古书，往往是先生之言，经过很久一段时间才由后学整理而成。就思想而言，属于先生；但就语言风格而言，失真度就很大了。同为孔子之言，鲁国的弟子和齐国的弟子、三晋的弟子和楚国的弟子记录下来的肯定有所不同，鲁人所传带有鲁方音，齐人所传带有齐方音，三晋人所传带有三晋方音，楚人所传带有楚方音。春秋末期的孔子之语，战国中后期才著于竹帛，必然会带有战国中后期的语言特色。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而言，其字体非孔子之书，不能据此去研究孔子
的书法；其方音、语法习惯也可能与孔子有别，不好说这就是孔子的方音和语法习惯。但从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不同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语言形式上的伪并不等于思想内容上的伪，我们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同时，局部的伪也不等于主体的伪。《列子》一书，本为先秦古籍，但亦掺杂有后人文字。我们不能因其有后人文字掺杂，就否定其主体部分出于先秦。古书开始出现时，内容较少，传世既久，为世人爱读，学者加以增补，内容加多，与起初有所不同。如《孔子家语》一书，阜阳和定县八角廊有竹简本出土。与今本比较，只不过一简一繁。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我们不能因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看为伪作，不能因其流传中的问题而否定其本身。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五种方法是“从思想上辨别”。他细分为四层：第一是“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他认为，“这必看定某人有某书最可信，他的思想要点如何，才可以因他书的思想和可信的书所涵的思想矛盾而断定其为伪”。[64]这种辨伪法有一个前提，即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变的，前后一贯的。所以，根据思想的矛盾就可定其一说为伪。这一前提实际是不存在的，人的思想往往有发展变化。前后有矛盾的现象今天存在，过
去也当存在。“看定某人的某书最可信”，这种“看定”作为辨别真伪的标准，也难免出现看错或以偏概全的情况。比如梁氏认定 “孔子的书以《论语》为最可信，则不能信《系辞》，因为《系辞》“有很深的玄学气味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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