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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而“《论语》正相反”。其实重视现实和谈论玄学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人重视现实并不意味他不能或不曾谈玄。即便如《论语》,孔子所谓天,既有“天之将丧斯文也”之主宰义,也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自然义,张岱年先生据此说“孔子关于天的思想可能有一个转变”。[65]若依梁说,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必有一种为伪。帛书《要》篇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之事,这说明孔子晚年思想有所变化。[66]所以,孔子虽然重视人伦日用,但晚年谈玄并非不可能。我们不能因《论语》之实而以《系辞》之玄为伪。

    第二是“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梁先生认为,“倘使甲时代在乙时代之前,又并没发生某种思想之原因和条件,却有涵某种思想的书说是甲时代的,那部书必伪”。[67]这一分析似乎无问题,但他一举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例如《列子》讲了许多佛理,当然是见了佛经的人才能做,列子是战国人,佛经到东汉才入中国,列子如何得见佛经?……我们只从思想突然的发生这层,已足证明《列子》是假造的了”。[68]所谓“《列子》讲了佛理”,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认为《天瑞》篇的“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是佛教的轮回之说,其实这是讲的死生一贯之理,故下文说:“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这与《庄于·知北游》“生

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齐物论》“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的思想基本一致,并非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69]二是认为《列子·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杨朱》篇讲“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

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似乎与《沙门果经》讲不分愚智,人皆有死的思想相同。但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一个讲贵贱皆死,死后腐骨则一;一个讲人为四大所成,人死四大败坏皆空。一个讲追求当生之乐,不讲来世;一个讲因果报应,尤重死后的来生。[70]怎能说《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呢?三是说《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之巧”的故事与佛经《生经》相合。[71]这种相合有两解:一曰“中西哲人不约而同的偶然默合”,一曰《杨朱》篇此段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增饰加工。如后者,这只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如前者,也得不出一定非《杨朱》篇抄袭《生经》不可的结论。梁先生所谓“邹衍以前从没有专讲阴阳的”,仁义并举始于孟子诸说,都是一种基于不完全归纳的假说。以此为标准来辨别古书的真伪,说服力是不强的。由此可见,判定何种思想产生于何时代并不容易,至于说何时代只能有何思想,何思想只能出自何人何书则更不容易。“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古书的真伪,我

们不能被“丐辞”蒙蔽,应要勇于进行前提批判。对梁先生说的“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诸条,亦应作如是观。

    由以上分析可知;梁先生关于古书辨伪方法的论述,从观点到论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造成,其原因有三:

一是在价值观上宁失之疑而勿失之信,宁信有伪而不信有真。在考辨古书时,先存了一种“书愈古者,伪品愈多”的偏见。[72]认为战国秦汉之交、新莽与晋代之时存在着假造古书的运动,产生了大批伪书。所以,不但有疑点的古书一概斥之为伪,而且深文周纳,滥用丐辞,将无疑看作有疑,将小问题放大为大问题。这种以疑古为荣、以疑古为能的心态,严重地偏离了客观精神,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影响下中国事事不如人思潮的产物。

以这种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古书,自然无书不伪,愈古愈伪。

二是在方法论上缺乏辩证观念与历史观念,以今律古,以今人的著作观要求古人,不懂得周、秦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其独特的规律,将古书自然演变的过程看作有意作伪,将古书流传中的问题与古书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将形式上的问题与思想实质上的问题、将局部的问题与主体部分的问题简单地划等号。如此,古书的通例,如不题撰人,后来题以某子,也只是强调某氏之学;分合无定;多经后人整理;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道胜于言,

言胜于笔等等,[73]都成了梁氏的伪作之证。

三是论证多依赖丐辞和默证。这一点,张荫麟和胡适在批评顾颉刚、冯友兰时已多有论述,[74]上文的评析也多涉及于此。张岱年先生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古代典籍,今日仅存十之二三,何以证明不见于今存典籍者亦不见于《汉志》所载其他书中?近年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失传的先秦简册,往往以怯对于旧传之疑,足证滥用‘默证’是不足取的。”[75]如果说梁先生在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伪书的方法时多用“默证”,那么,他在论从文义内容上辨伪的方法时则多用“丐辞”,以不实的前提作为标准来衡量古书。这种不科学的论证往往强词夺理,以不伪为伪,以不假为假。这一问题应当引起学人们的重视。

综上所述,梁启超关于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是有严重问题的。简单地袭用梁氏的方法去判定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往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笔者指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比梁先生更伟大,而只是说我们生逢其时,能够看到许多梁先生所未能看到的新材料、能够想到一些梁先生未能来得及思考的问题而已。自忖才薄识浅,不当之处,敬祈各方家批评。

  

  

主要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饮冰室合集》12卷,专集104,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香港《九州学刊》3卷1期,1988年12月。 

6、 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张心澂,《伪书通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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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38页。

[2] 张心澂,《伪书通考》,第31—33页。

[3] 谢书第16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书第190、191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吴书第200—20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王书第144—14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4] 该书为作者30年代在北京各大学讲授校读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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