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导论(下)

是由上级党委决定，人大投票通过而已。很明显，这种“选举”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民意，并不能把人民真正满意的人选举出来，不利于建设基层民主。
鉴于此，自1998年以来，在四川、山西、广东、河南等省的个别乡镇，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较为典型的是四川省遂宁县步云乡的改革。1998年12月，步云乡进行了选举乡长改革试验。具体做法是：先由市中区区委发文公布选举章程，再由步云乡30名选民联合推荐候选人，然后召开选举联席会议，在报名的15名候选人中确定2名，与乡提名的1名候选人一起参加预选。预选时先召开由村干部、村民代表、村民小组干部、乡人大主席团成员、乡党政机关领导人共162人组成的选区联席会议。会上由每一位候选人发表20分钟施政演说，10分钟提问，最后进行投票表决。得票最多的2人作为正式候选人参加正式选举。预选后，组织一系列竞选活动供候选人发表政见。正式选举时，全乡有选举权的6000多名村民均可参加，分设不同投票点，并设秘密划票间。1999年1月4日，获胜者在乡人大会上宣誓就职。 不难看出，步云乡实行的是竞选制度，它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创新意义，标志着中国大陆基层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已经开始由广泛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民主层面，向进一步改革基层政权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政治民主层面发展。
中国历史发展表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应该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燃烧到城市，并使中国共产党夺得了政权；1978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大改革；现在，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也必然会推动整个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国民主发展的基础应是乡村社会，这是由中国政治社会的特点决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建设之路是多元的，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之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民主发展之路，后者是从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同时，改革乡镇长选举制度也是新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实现方式转换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就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代表”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政治权威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发展转换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其合法性是通过革命，通过武装夺权取得的，是一种“革命的合法性”。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再通过武力而主要是通过领导绩效来实现，是一种“绩效合法性”；如果没有很好的绩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必然会被削弱。因此，民主选举乡镇长，实际上是将党的领导合法性真正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通过人民对乡镇长的挑选来实现党的领导合法性的转换。从这个角度看，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并不会一帆风顺，它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在于当民主选举的乡镇长为非共产党员时，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高层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将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作为控制基层的手段呢，还是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新起点？近年来，乡镇竞选制度之所以能够逐步推行，主要就在于得到政治高层的支持或默许，并得到各试点、地区党组织、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的积极推动。笔者认为，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它预示着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即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谁要是逆潮流而行，谁就是自取灭亡。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当好“三个代表”，也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三、积极营造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勿庸置疑，在中国建立竞争性政治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走向理性的标志。当然实行政治竞争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前文已反复讨论了这一问题。要使中国竞争性政治不像民初那样夭折，就必须积极营造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一）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政治竞争的顺利推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民主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行，然后才谈得上从事政治、宗教和艺术生活。如果人们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民主对他们就一无是处。美国政治学家科恩也认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 纵观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在每一历史阶段所能达到的民主程度，归根结蒂取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现已基本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开始步入小康阶段。但总的说来，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我国民主政治长期以来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态势。东部经济发展较快，中西部较为缓慢，全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在中西部。这无疑极大地制约了民主的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加大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植，是促进西部地区民主发展的必要措施。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呈现出二元化特点，一部分现代化的工业和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而农业经济正是专制政治产的土壤，马克思曾说: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因此，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科技兴农的方针，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总之，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物质财富提高了，人们才有充分的闲暇参与政治，现代民主政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才能得到满足，否则，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倡导宽容、和谐的政治文化，为政治竞争的顺利推行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行为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东方华夏5000年文明土壤中，不仅有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而且有着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政治上长期实行封建专制政治，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存在不适应甚至阻碍着中国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从价值取向考察，有三个逆方向价值取向：（1）民众臣服性价值取向，一极是权势者的专制价值取向，“朕即国家”，另一极则是民众臣服性价值取向。以色列政治学家艾森斯塔德曾指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要

求他照顾其臣民并使之处于他的监视之下，但是政体的意识形态取向很少在全民唤起积极持续的政治参与。” 所以，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般取向是强调民众“在政治上的臣服性。”（2）人治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是以礼治大夫，以刑治庶人，至于君主帝王，则不受任何规范的约束，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由于缺乏一个社会全体共同遵守的普遍法律规范体系，整个政治文化表现出一种极强的人治特征。（3）党同伐异，以邻为壑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斗争激烈、残酷，一人获罪便株连九族，即使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与冲突，也总是以极为激烈和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朋党”之称，虽也有“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但多数情况下都是贬称，含“朋比为奸”之意，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以邻为壑乃是一般的处理关系的常理。由此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取向，表现的是“党同伐异”的特征，鲜有互谅与宽容可言，只能是高度倾轧性的。
要顺利推行政治竞争，就必须培育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氛围。为此，应汲取历史教训，实现下列诸要求：（1）坚持参与取向，保障多数原则。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多数优先，决不仅仅是一个算术问题，它只有以充分而有效的大众参与为前提，才会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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