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大学》新读之一
《大学》中论及的大学也当是指周而言。它主要的师资一是师、保，二是三老、五更。师氏主职是“掌以媺诏王”，兼职“以三德三行”教国子；保氏的主职是“掌谏王恶”，兼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六仪”。师氏还掌国“得失之事”，可以使太学生“识旧事”。保氏另一责任则是“以师氏之德行审喻之”。分而言之，师氏主讲“德”与“事”，保氏主授“艺”与“仪”。②
三老、五更也各有所擅长。《白虎通·乡射》：“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陈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实际“示天下以孝”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因为成为三老，五更并不只是年龄（齿）足够即可。还是《白虎通·乡射》：“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③《文王世子》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史籍一般说“养老于东庠”，东庠究竟是以养老而成学，还是以学而得养老，即养老与立学间关系渊源颇有深意可寻。但三老、五更无论作为王者之师还是作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相对于“国之贵游子弟”来说，无论从历史或者逻辑的角度看，其出现在先应当毫无疑义。而其见享于太学，似乎并不能只看成是一种荣誉或一种姿态，同时应也承担有一种工作一份责任，盖以颐养为主而兼教职备咨询者也。他们的知识结构表明他们主讲的课程可能近于今日所谓之“历史”、“哲学”与“伦理”诸内容。
此外，应该还有专职教师若干，即《文王世子》所载之教乐的大师，教礼的执礼者，教书的典书者，教舞的领舞者。作为国家之学的辟雍、泮宫的生源显然与乡里的庠序不同（庠序之俊士当然亦可升等为太学生），而主要是前引《王制》所谓之“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另外，还有部分由庠序层层选拔出来的“国之俊选”。
培养目标则很明确，“造士”，以使“王道流转，周而复始”，如辟雍所象征者。
由于存在一个“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的逻辑前提，古之大学的课程即是“学之为父子，学之为君臣，学之为长幼”。三者之中，君臣一项所具技术内涵相对丰富复杂一些，与日常经验也有一定距离，故以此为训练目的的课程所占比重较大。“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郑注云：“周立三代之学，学书于有虞氏之学，典谟之教兴也。学舞于夏后氏之学，文武中也。学礼乐于殷之学，功成治定与己同也”。
教室与课程相关。周之前的虞、夏、商诸先王均有各自的代表性政治特征或成就，周人以有虞氏之学校东序名学干戈羽籥之所，以夏之学校上庠名学书之所，以殷之学校瞽宗名学礼之所。而大司乐治建国学政的“成均之法”，据董仲舒说，“成均，五帝之学”。郑玄认为所以以之命名，是由于“其遗礼可法”。周人萃取古圣王之政治经验和智慧的兴学宗旨,于此可得间接之印证。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据《正义》“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学，诸侯止立时王一代之学”的说法，《礼记》所谓大学属于天子之学，与一般乡遂庠序不可同日而语，乃以培养“接班人”所需的政治技能训练为唯一宗旨。
具体的教材，按“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的说法，应该就是后来孔子所以教门人的《诗》、《书》、《礼》、《乐》诸经。①《诗》是古人歌谣选集；《书》是档案文献选编；《礼》是社会行为手册；《乐》是与诗、礼相关的知识与乐谱。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孔子曾说，“六艺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
清胡渭《大学翼真》卷末有一个总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胡氏此书大旨虽本于朱子，但这段议论并不能为朱子的论题提供支持。朱子所谓“所以教人之法”最多可以有三种解读：一是教师自己的教学方法；二是教师要求或指示给学生的学习方法，三是教师所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这三者在我们前面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尤其是《礼记·学记》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内容。稍加对照就能发现，那些内容与《大学》“明明德”的主题及所谓“三纲领”“八条目”的结构并无直接内在的勾连。《大学章句》开头便引程子之语“《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并补充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因此，他所谓“所以教人之法”作“教师要求或指示给学生的学习方法”解比较接近原意而不为诬枉。我认为，问题就在这里——它只截取了古大学之“学”这一个片段的意义，把与“教”相连且所教所学内涵具体明确的“学”抽象化空壳化，从而不知所当归宗。②
这或许与宋儒的问题意识有关。程颐曾序其兄程灏墓石云：“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儒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道与学的关系。他们采取的应对策略是以人传学，以学存道。学，构成他们致思的中枢环节。而在“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的历史言说中，关键处则是道（价值）与法（操作）的互动关系。二者的差别是，在前者，道是指向“人”指向“学”；在后者，道则是既本于“法”亦归于“法”。要而言之，其与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前者是曲通，后者是直接。具体落实于《大学》，其首重“明明德”，所讨论的乃是一个促使“明德”由潜而显其明的政治实践问题；而在朱子的论域里，他却用自己气质之性、义理之性诸概念，将它处理为人格结构内部性与气的关系，将此问题转换成为了一个如何恢复性之本体即如何确立“明德”的修养问题。
也许，朱子追随程子将《大学》主题读解为“为学次第”确有其不得不然者，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以学存道、以道淑人，砥砺士子人格。但十分遗憾，对于“所以学为君”的“大学之
道”来说,它虽然已蔚为气象，但却只能称作是旁逸斜出之异地风光了。
二
“大学之道”四个字，说明孔子言论的着眼点与《礼记·学记》、《白虎通·辟雍》之类的史笔文字有所不同，这种概乎言之所表达的主要是孔子个人对古之大学的宗旨、功能及主要特征的理解。但由于孔子抓住了古之大学“所以学为君”、以先王为政之道为诉求的本质，加上其对于虞、夏、商、周诸古圣先贤的为治之实有着深刻的了解，①对于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的总结（朱子所谓“三纲领”）与解析（朱子所谓“八条目”）才能超越简单的文献学意义，不仅提炼出了王道政治的基本模式，而且指出了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承继其精神的方法和途径，使得《大学》短短的文字成为了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中地位独特的经典。
当然，这也是本文对《大学》的理解和定位。下面即通过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分析，来对此加以验证。②
先说“明明德”。德者得也。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得，首先是得自于图腾。在图腾崇拜中，先民一般都相信作为自然存在的某种动植物与自己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生命个体源于它又复归于它，在生命的过程中，个体即通过一种叫MANA的神秘物质与之相联。所以有人类学家认为，“天生德于予”中的德，“道在我躬”的道，与MANA“没有什么不同”。③这是颇有道理的。
但由得自图腾的神秘物质（得），转进为具有社会价值属性的品性（德）是经历有一种人文的发展和提升的。“德”的与“天”沟通，与“明”搭配就是这一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或事件。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中
《“大学之道”——《大学》新读之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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