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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


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国共产党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籽菀濉烦墒橛谠?⒆谥林稳?辏?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堵脊聿拘?唷返募窃兀?堆菀濉返背墒橛谠??笃凇?BR>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

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模?衔?尉冈?瓯镜男∽肿⒉⒎亲髡弑救耸直剩?白髯⑹备檬橐蚜鞔?暇貌⒌玫酵瞥纭保?白髯⒄卟坏?皇亲

《《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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