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浅议未来中国宪政原理

不应轻易超越自由主义

中国的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比较容易达成全民族的共识，而对政治制度上的安排这个关键问题却歧见颇多。如果说，历经了长期的探索、争论和曲折，走宪政民主之路总算大体上成为主流意见，那么我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是如何走出中国百年来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境。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知识界明显表现出重新关切、深入探讨宪政问题的趋势，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劣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中国人刚认识到西方精神、文化、制度上的某些重要价值，刚开始体认、宣传，还远未达到深入认识，更谈不上实行的阶段，就又见到西方思想家对自己的主流传统意识的批判和反叛；再加上遇到了某些具体事件的刺激，于是不少国人轻易地放弃了对上述价值的追求，转而拥抱更新、更时髦的观念，以图满足“迎头赶上”的心理需要。其结果却是“欲速则不达”，中国人在“最革命”、“最优越”的梦幻中不断碰壁，吃尽了苦头，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从头来过，但是时间浪费了，机遇丧失了。

中国人对个人自由、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价值，就经历过这种从认同、宣传，但很快就质疑、抛弃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过了半个多世纪历史再度重演：刚开始清算“文革”的蒙昧主义和个人迷信，紧接着就开始热衷于对启蒙、理性、科学的解构和批判；刚开始大张旗鼓地从事现代化建设，后现代和反现代的思潮就在知识界、文化界甚嚣尘上；刚认识到打破闭关自守、走向世界的必要性，马上就有人把反全球化当成最新方向。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如此。从严复比较系统、正规地引入西方思想和学术以来，在２０世纪最初２０年间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主流是自由主义，但“五四”之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就接踵而至，于是国内的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先驱纷纷改换门庭，拥抱社会主义；更有不少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自由主义立脚未稳的情况下便试图对自由主义作社会主义式的修正，以至于３０、４０年代自由主义阵营的政治宣言或言论中自由主义色彩不浓，而社会主义色彩却不浅（比如对苏维埃体制的赞扬，以及鼓吹“政治上民主，经济上社会主义”等）。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也包括共产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而知识界的多数从自由主义移向社会主义的结果，却是共产主义大获全胜；于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都成了没有容身之地的异端。

上一世纪９０年代，自由主义话语在中国重新出现；与此同时，新左派思潮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亦日渐猛烈，社会民主主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新左派和后现代思潮主要是从事批判与消解，正面建构性的内容不多，因此当人们思考中国未来的宪政前途和设计时，社会民主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近而最具竞争力的另一种选择。

我认为，就中国大陆宪政前景的基本原理和价值选择而言，不管是从逻辑顺序还是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都应该把自由主义放在先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地位。

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相似与重合之处甚多，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二者的相同之处更是多于相异之处。我们也许可以说，在现实目标的追求方面，目前二者是大体一致或平行的，它们有大致相同的理想和反对的目标与思潮。但是，谈到宪政的基本原理，二者的差异就比现实追求和政策考虑层面上显现的要大得多。我认为，从学理、历史经验和现实诸方面考虑，应当选择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

宪政基本原理和社会政策的考量与调节不同，前者必须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保障等最基本问题作出明确阐述。自由主义学说在欧美各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后进各国的宪政民主过程──不论是真正实现还是仅仅在理论上承认──大致是对欧美宪政制度的模仿，从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对自由主义宪政原理的认可。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独立自主地发挥过作为宪政原理的作用。它曾经反对过那些原理以及根据那些原理安排的政治制度，只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改变了策略和方向，从力图打碎宪政民主转变为认可宪政民主之后，它才得到发展。即使承认它对宪政民主的完善和发展有所贡献，那也只是在自由主义宪政基础上的二阶性调适，社会民主主义并未起到奠基性、原创性的一阶原理的作用。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与近现代宪政民主的原理相距甚远，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原理值得学习，那就应当追本溯源而不是仅得其流。事实上，时至今日，在捍卫和发展自由民主宪政原理方面最活跃并作出杰出贡献的基本上全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家，除了哈贝马斯（J.　Habermas　）,　我们很难找得出可以和哈耶克（F.　A.Von　Hayek　）、罗尔斯（J.　Rawls）、德沃金（R.　Dworkin）相媲美的著名人物。

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在其教科书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承认，从历史上看，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之继承者，它的纲领建立在自由主义运动之上，并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他在该书中还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与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原则之间的联系。”[　１]　当代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也承认自由主义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性作用。比如，曾连任四届奥地利政府总理的奥地利社会党领袖布鲁诺·克赖斯基（B.　KREISKY）说：“在那些已实现政治民主的国家，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无疑是自由主义创造的。”[　２]　当然，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家和领袖在承认上述情况后往往马上就补充说，自由主义所确立的自由与民主是有局限的、不彻底的，比如自由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限于政治方面而没有扩展到经济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真正、彻底地追求自由主义确立的目标，把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提升到新的、更高级的阶段等。

本文不准备深入讨论上述观点，只想强调一点，中国、苏联等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对自由民主宪政的所谓“超越”所代表和导致的，决不是更“高级”的自由与民主，而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摧残。如果说在欧美国家的自由主义宪政平台已经牢牢实实地搭建成功之后再去批评、修补、完善这个平台尚无大错的话，那么宣称应当致力于搭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美妙平台，要么是欺人之谈，要么是理性的僭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提供这样的先例，证明人类可以脱离自由主义的宪政成果去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如果我们像西方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那样承认自由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当这样的前提条件离我们还非常遥远的时候搞所谓的“超越”实质上只能是否定。论文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i9[5 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