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

   时代人物周报：意料之中，随着“和谐社会”成为“两会”的热点，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主线的目标已经在这个春天被勾勒得日渐清晰。     3月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表他任职以来第二份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和谐社会”列为今年要突出抓好的三大任务之一，并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前的2月19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有二百多位省部级高官参加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专题讨论班上，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由此追溯到去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这被普遍认为是最先完整地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文献；而更早前，努力使“社会更加和谐”的文字已经出现在了十六大报告中。     两年前，中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关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显然是执政党主动与时俱进的结果，可以说既深思熟虑，又深谋远虑。     和谐对应的是矛盾。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青连斌教授的话说就是，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基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和因素。     具体说来，实行了26年的改革开放，在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同时出现，局部的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三农问题、官员腐败、失业问题、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已成为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逾越的障碍。一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必然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而如何保证社会公平公正，则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     既然“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它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必须以具体矛盾的解决为依托，通过化解矛盾，才能变不和谐为和谐。而判断社会是否和谐，也不是书斋里的研究，而在于生活中人民的感知。     所以，《时代人物周报》在“两会”期间将目光投向我们身边的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从6个不同的人身上，我们感受和谐的快乐，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力求探究社会不和谐的矛盾之源。     尽管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会一帆风顺，但正是因为有局部的相对不和谐，才会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崇高理想，也正是因为有了理想，我们的生活才充满希望。      张治泰一个农民工的希冀     北京市大兴区同合庄。张治泰一家四口13年前来到北京后，就一直租住在这里。没有暖气，虽然外面风和日丽，屋内却很阴冷。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张治泰租了一个铺面修车，顺带配钥匙。他的生意不错，刚换了一个车胎，又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在城乡和区域之间流动，1991年之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已经超过了1亿。这些人多数都像张治泰一样，到了城市后完全靠体力吃饭，在简单的生存方式背后，却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系列现实的问题。     刚到北京时，张治泰在市场上卖菜，“离家远，挣得少，累。”前年开始，他干上了修车这一行，“无论怎么样都比在老家种地强，现在我不会种地了，回老家得饿死。”他右手的五根手指在农村老家铡草时被齐刷刷铡掉了。     一说起女儿读书的事，总是憨厚地笑着的张治泰皱了一下眉头。他的女儿张春蕊在京豫陈学校念初一，这是专为农民工子弟开办的学校，“这学校不好，但没办法。”张治泰说。     从去年秋季起，北京的公办学校取消了农民工子弟的借读费，但是张治泰担心女儿学习跟不上，而好强的春蕊也不愿意到公办学校上学。“北京的学生瞧不起我们。”春蕊说，有一次，她们参加一个活动，那些公办学校的学生一直对他们指指点点，这让她很难受。但她也高兴地看到，大兴的一所公办中学一下子去了很多农民工子弟，“那学校成了我们的地盘，就没有人敢看不起我们了。”     在襁褓中就来到北京，张春蕊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甚至过年他们也没回家——尽管河北老家离北京只有半天的车程。     春蕊对第二故乡并没有好感，“北京太乱，空气不好。”她几乎不到城里去，没有逛过大商场。但她对同合庄却颇为依恋，她在村里走过时，和每个人都亲切地打招呼。     张治泰很少关心国家大事，尽管他是高中文化。附近没有报亭，惟一的书店里书也很少。他有时干到晚上10点才收工，累得不想看电视。他知道像他这样进城务工的人，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叫“农民工”，但他不知道，最近有学者提出了“四农”问题?     ?“像现在这样不错。我有活干，孩子她妈妈在小区里开电梯，一个月有600块。她哥哥也工作了，在国营单位。”在张治泰看来，只要不用到工地上扛钢材，不用拼死拼活地向老板讨债，就已经很幸福了。     张春蕊却没有父亲那么容易满足，她还是希望生活能够好点，而“好点”并不单单是指有钱。在一次“农民工子弟教育巡展”上，张春蕊在留言板上写道：希望能得到更多人支持。     当被问到希望得到怎样的支持时，她说，“就是不要看不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      吴显国群众小事政府大事     晚上10点钟，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依然人来人往。因为是“两会”代表的驻地，每个进门的人都要接受站岗武警的检查，媒体联系采访则要报出代表的名字和房间号。来京参加“两会”的廊坊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就住在这里。     200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原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侯宗宾的调研报告《建设“和谐廊坊”的启示和思考》，指出了当地政府建设“和谐廊坊”的标本意义。作为“和谐廊坊”的推动者，吴显国是较早提出并实践“和谐发展”的中国地方官员。     党团干部出身，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学习，现年48岁的吴显国思维活跃而开放。     这一点在侯宗宾的报告中也得到了肯定：“廊坊的领导班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学历高、眼界宽；二是风气正、没闲事。一班人性格各异，但工作上团结融洽、一心一意，没有杂音。”吴显国也曾拍着胸口说，“在廊坊，谁的官是买来的，拿我吴显国是问！”     吴显国提出要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些地方把素质较高的干部安排在机关，把素质较低的干部放在基层的“七所八站”，结果这些人“生冷硬黑”、吃拿卡要的作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他的推动下，“优秀的干部放到基层”成为当地的一种共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认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场“精英的大转换”。与传统干部相比，这批新兴的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具有讲求实效、尊重科学、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精神，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支持改革开放的立场也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这一点在吴显国身上也有体现。这位皮肤略黑的市委书记在提到构建“和谐廊坊”时说：“群众最关心什么？不是财政收入，不是项目引进，而是孩子毕业了能否找到工作，失业了能不能领到保险金，生病了到哪儿去看。这些都要从制度和机制上来保证和解决。”与此对应的是，廊坊市先后出台20多个政策性文件，事关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     提倡“和谐”的吴显国认同经济社会相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单向、片面的发展如同瘸子赛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为此他提出了加快建设生态环保城市的目标，使廊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整体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城市。     吴显国重视“软环境”，他曾打比方说，硬环境是骨架，软环境是灵魂。没有灵魂，骨架也就失去生命。廊坊市建立了政府服务超市，将市政府所属28个行政部门的119项审批办事权限集中到办事大厅，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廊坊市政府院内，矗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群众小事，政府大事”。这或许就是吴显国“和谐”观念的根本所在。      汪玉凯学者是社会的医生     春节过后，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在网上看到了自己违章停车的记录。但按照日期来看，发生违章的当天他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生上课，车一直停在院里没开过。他找到当事的执法人员理论，对方最终承认出错了，但拒绝道浮?     “这就是观念问题，出错本身还反映了工作之中的漏洞。”汪玉凯说，现在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管理型政府”，而是“管理服务型政府”。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两会上提出“创建服务型政府”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今年“两会”召开前，作为5名被邀请的专家之一，汪玉凯到中南海参与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探讨。接受采访前一天，他还在太原为山西省政府作“推动电子政务与提高执政能力”的报告。     在提倡“专家治国”的今天，知识分子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群体。自从“十六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就已经组织了不下20次集体学习，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举行讲座，就有关专业领域的问题指点迷津。     身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的“学生”也常常是省部级、司局级的政府官员，从“学生”那里他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和政府政务。对于2005年是“改革年”的提法，汪玉凯认为政府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在汪玉凯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中，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政府是决定性角色。“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的和谐，而对这两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公共治理。”     出身农民家庭的汪玉凯很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前不久，他写的《2004年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被50多家媒体转载。汪玉凯认为，自己从几年前开始研究的电子政务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     汪玉凯赶上了政府信息化工程的早班车，至今已出版了数本电子政务方面的著作，参与过天津经济开发区、北京西城区政府电子政务方案以及上海电子政务建设的论证、咨询等工作。     “我的职业决定了我重视公共治理。”汪玉凯很赞赏西方的一句名言：“学界是社会的批判力量”。学者要做的就是帮助政府去发现社会中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学界的作用，让他们为改革出谋划策，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吕邦列“农民精英”的困惑     “我给你们报社想了个广告创意，按这个想法我们都能‘双赢’”。刚见面，“村官”吕邦列就对记者说。     此时已是晚上7点，寒风中的吕邦列穿着一双单布鞋。刚从湖北赶到北京的他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不到三米的通铺上挤了5个人，房价是一晚上5块钱。     吕邦列所说的“广告创意”是找个公司出钱在报纸上合作刊登“悬赏广告”，以自己的“破解‘三农’难题”方案作为“靶子”，“谁能推翻我的理论，就给他50万。”吕邦列自信没人能够“辩倒”他。     作为目前中国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县(市)一级人大代表中惟一的农民，吕邦列在2004年又高票当选湖北省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但随后他想推行的“基层民主”却在现实中连连碰壁。这个被称为“农村草根民主领跑者”的“农民精英”正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根据普遍的说法，中国的8亿农民大多面临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民主方式不健全和收入增长幅度缓慢的难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就认为，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和农民怎么发家致富是当前农村的两大问题。因为收入增长过慢，从1998年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减少或停滞现象，“三农”问题也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吕邦列看来，自己的遭遇就是“不和谐”的典型例子。     从2001年开始，他用上访的方式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把推进基层民主当作自己的目标，但在村民的眼中却成了一个“自己贴钱到处跑的怪人”；高票当选了村主任，但真到要兑现竞选诺言清理帐务时却成了“孤家寡人”：因为害怕被报复，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干。     因为搞“草根民主”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穷困潦倒的吕邦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据说他的老母亲天天担心米缸里的米还能吃多久。事实上吕邦列的遭遇并非特例，李昌平曾说他认识的浙江一位民选村主任当选后也陷入困境，上百万家产几乎折腾光。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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