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

主管理权，这些权利构成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随着人权思想和观念不断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已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公约，对国际社会有了更多的承诺。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的《劳动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应明确规定保护劳动者的人格尊严。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人格尊重已成为现代人权运动的目标和基本理念，人格被视为人的最高价值，人格利益也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蓬勃兴起，人格尊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国家纷纷修改宪法，明确规定人的尊严受到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也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具体的人格权，这些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劳动关系领域中，由于劳动关系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服从的特征，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往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侵犯。据媒体报道，一些企业主随意打骂工人，有些企业为了严格管理制度，工人每天下班都要搜身才能出厂，有时企业限制工人每天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一家企业老板因怀疑女工偷鞋，竟然指使保安人员将该女工与两只大狼狗关在一起示众。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为了制止发生在劳动关系中的这些行为，应当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应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不得强迫劳动是对劳动者人格新生的一种延伸。在现代社会，劳动是人们谋生的一种基本手段，但又应当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不应当被迫或者强制劳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私营企业老板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有些借口劳动合同未满强迫劳动者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劳动，这些都与人权的基本思想相违背，应当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2]（3）应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历次宪法中，曾于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中规定了罢工权，1982年的宪法对罢工权予以取消。从宪法对罢工权的规定和取消看，都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劳动关系双方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争议由此增多。当劳动争议得不到及时和妥善解决时，劳动者就会采取罢工的手段来争取权益，罢工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应当对罢工的问题重新认识。罢工权是国家赋予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对抗用工单位或雇主的一种权种，许多国家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也规定了罢工权。罢工权已被视为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罢工已成为客观存在的现象，立法不应当采取回避态度，而是应当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罢工的构成要件，允许一定条件下的罢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协调劳动关系，推动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4）应进一步规范各种劳动关系，尤其是雇佣关系。根据《劳动法》第2条规定，该法只适用于企业、个体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对于许多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来说，《劳动法》似乎并未成为他们的权利保障法，或者是企业主没有法律意识，置《劳动法》于不顾，肆意侵犯劳动者的权益；或者是进城务工人员根本不适用《劳动法》。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8年底，从农村流人城镇的人口是8000多万，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许多人在打黑工，订的是“生死合同”，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却没有基本的权利保障。鉴于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农村劳动力还将加快向城镇流动，进城务工的民工还会越来越多，应尽快制定《雇佣劳动法》，规范各种雇佣劳动关系。此外，随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许多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员从事家庭保姆或小时工，而且越来越多的城镇下岗工人也加入了这一行业，但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对家务劳动予以规范，因此，也应当尽快制定《家务劳动法》，以保障这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5）加快劳动法配套法律的立法进程。《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原则规定，为了使劳动法各项制度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应当加快制定相配套的劳动法律，形成规范的劳动法律体系，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的实现。

　　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被众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证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正在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贾俊玲教授作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讨》的报告。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为了补偿现代社会已被削弱的家庭功能，帮助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付现代社会的经济风险，运用社会化保障手段的经济福利政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四项内容，其中社会保险是其支柱部分，也是劳动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保障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基本权利，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1950年代，195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由此建立了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保险制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加快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保障立法，如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9年颁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目前，立法的重点是《社会保险法》，重点的保障项目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实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点，如何解决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应从以下方面予以考虑：（1）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如退休保障，目前并不包括所有从业人员，更不包括农村劳动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应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2）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问题。  社会保障基金是保障会保险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目前企业欠费现象严重，解决该问题的对策，能否实行费改税，或通过契约化的方式，并由企业采取担保、抵押的办法，这需要进一步研究。（3）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营。目前我国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从地方到中央统一管理体制，在这方面我们借鉴和吸取了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如智利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多元化管理，规定可以将收取的社会保险基金交由私营企业经营，由于风险很大，不到3年，有4家企业破产，导致许多老年人找不到

自己的资金户口。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多元化管理的条件，加入WTO后，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也需慎重。（4）过去没有加入现行社会保险的计划的老年人的问题如何解决。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问题，目前正在考虑能否将国有企业一部分资产变现来解决。据估价，到2025年，全世界大概有1／4的老人生活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到时候将会更加突出。还有就是退休年龄如何确定，是延长退休年龄还是缩短退休年龄，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总量，但不利于解决劳动就业，后者则相反。对这两者的矛盾应充分考虑并予以适当的协调。又如，工资替代率如何确定，目前我国工资替代率较高，退休费为工资的70％-80％、‘甚至100％，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国际标准为50％左右，今后，随着我国工资体制的逐步理顺，工资替代率应逐步降低。

　　在本次研讨会上，韩方代表提出的论文特别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法方面的变化，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导致国际劳动力的流动呈普遍现象，外国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为韩国学者普遍关心，除上述朴万寿教授关于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的论文外，韩国比较劳动法协会事务局长、崇实大学魏圣种教授也就外国人的问题作了《外国人在社会保障法上的地位》的报告。社会保障法是根据是生存权的思想和社会连带思想。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首次在法律上规定了生存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生存权，韩国宪法第34条也规定了生存权。宪法的规定是社会保障法制定的基础。宪法第34条第1款规定每个国民都有体面生活的权利，第2款规定国家的义务，第3款规定妇女的福利权，第4款规定老人和儿童的福利权，第5款规定无生活能力者的保护。此外，宪法第10条规定了人的尊严和对幸福的追求权，第11条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宪法关于人有体面生活的权利原则上只适用本国国民而不适用于外国人，这就引起了人们对外国人在社会保障法上的地位的讨论。人们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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