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至上”批判

”的内涵。
有声语言增减着文字语言思想感情的色彩和分量。文字语言中的褒贬爱憎，从视觉判断中可以体味到。但是，转化为有声语言之后，却可能变味儿。热情的赞扬，也许显得言不由衷，或者平淡冷漠；凝重的愤怒，也许显得敷衍了事，或者轻飘肤浅。生活琐事会播得有声有色，气势磅礴；国家大事会播得有气无力，与己无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视觉上的黑体字，听觉上却成了小七号，这不是对文字语言的扭曲么？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凝聚到文字语言中，行使着话语主动权，是外力无法直接干预的，也是文字语言本身所不能完全左右的。

   
“口语至上”批判(第2页) 　
有声语言还可以伸缩文字语言的美学尺度，这更是容易解释的。有声语言创作者的美学理想、审美能力会给文字语言以美化，当然也可以丑化。当为文字语言的风格加以有声语言的内省阐发的时候，创作者独特的人生感悟、具体感受和习惯表达样式，总要融入其中，并在有声语言的表达中给以个人风格的观照，形成稳定的艺术特色，为受众提供美感享受。
以上解说，不过是一种浅显的启蒙读物，但仅此也就可以证明“照稿念”、“念稿员”之类的认识，是怎样的可悲、可笑。
原来，书面语的“有声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自己走路”是须臾不可离开它的。
三
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口语也可以先诉诸文字再转化为有声语言，也可以把书面语改得更符合口语要求。不形成文字语言，从语言主体的内部语言直接外化为有声语言，似乎更是“自己走路”的重要表现，要不，口语为什么备受青睐呢？
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蓬勃兴起的谈话性节目，日益重视口语化。不论是访谈、热线，还是综艺、体育，大量使用口语，有不少把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节目，也模仿即兴口语的样子，给人以亲近、自然的感觉。一时间，“自然谈话”、“说自己的话”、“人际交流”等等，成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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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广播电视传播毕竟是大众传播，无论怎样“人际化”，也不应违背其传播规律。首先，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单向性传播、限时性传播，不可能不产生对传者的约束性、对受众的强制性。而信息的准确和密集、时间的高效和短暂，交流的虚似和反馈的后置，都改变不了“我播你听”的格局。这就必然要求提高传播质量，其中重要的是语言质量。
其次，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舆论导向、思想倾向、价值取向，不能不发挥传者的引导作用，不能不增强受众的提升效果。“真、善、美、新、雅、精”的宗旨，必须落实到当代的人文关怀中，竭诚为受众服务，远离乡音俚语，杜绝粗制滥造，拒绝“西化”，埋葬媚俗。
再次，广大受众自有民族性、延续性、增长性、积淀性的文化期待，投射到广播电视，不能不产生反馈诉求的紧迫感，逼使广播电视去粗取精，舍末逐本，除旧布新，选优汰劣。
这里，重要的是“大众传播”，而不是什么“人际传播”。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看，任何虚拟的人际传播，都被大众传播所整合而徒有其表。
大众传播的真谛在于“大众”二字。大众的真实存在，笼罩着传者和受者，或隐或显地承受着它的动力和压力，无可逃遁。
以话筒和镜头为代表的传播场，使传者和受者的意识中充满了“我在对千万人说话、行动”的预设。传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要把节目做好；紧张状态要放松；出口要有分寸；举止要有风度……虽然其中的“好”、“放松”、“分寸”、“风度”在认识上并不一致，但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却是相同的。因此，话筒一开，镜头一照，传者便有意识地强化节目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节目所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而受者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么多广播电视节目是为各类人群办的，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老年的……搜寻到自己需要或喜欢的节目便停留一会儿，不满意就换台，没一个满意的就关机。一旦打进热线电话，甚至进入播出现场，便预感到“大众”在听、在看，而尽量坐好、 走好、说好。潜意识中“别让人笑话”竟成了最低要求，其实这时的身份已不在受者之列而进入了传者之中。大众传播场根本不同于人际传播场，直播现场的精细，录播现场的加工，都会使人排除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的失态，并油然而生自律感。凡是违犯禁忌、草率拖沓、冗杂粗俗、雄辩不休、失语不发等状，都会在转景或剪辑时删去。
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必须植根于大众传播的理念：面对大众传播，为了大众传播。把大众传播混同于、降低到人际传播的水准，是对大众传播的异化，是对电子传播媒体功能的贬损，更是对大众期待的亵渎。
四
在主张口语至上的人们的心目中，只是把语言当作一个空壳，他们更强调思维。这本可为一家之言，因为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中外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关键在于不应重思维而轻语言，把语言作为思维的附庸和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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