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

。纵观我国二十几年的法制建设与发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作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有着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从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5]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

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6]这就表明了法律要上升到高于领导人的意志的权威地位。在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三个月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7]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并不是盲目的，它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现实条件，也可以说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厉行法治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定商品经济形式作为其生长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商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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