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纸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他列举了多个事例，说明报纸正确把握政策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地方报告说，那里的佃富农调剂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个问题涉及政策的把握，邓小平当时就要求报纸：“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5]从邓小平这些早期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党报思想的主线：党领导的媒体要服务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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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成为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要求所有的媒体必须转变工作重心，从习惯性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所有媒体，从报纸、广播到电视和通讯社，都要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稳定的舆论环境。
他所谈的宣传，包括党报的宣传，但常常在更大的范围内，涵盖了非大众传播的其他文化领域，以及整个党的思想政治工作。1980年底，中央决定对经济发展实行调整的政策，邓小平就此谈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了全党同志面前。”[6]。他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宣传的指导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宣传方式，这些变动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这个问题包括邓小平本人，也有一个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但是，他是有意识地在克服过去的思维惯性。此前四个月，邓小平谈到“兴无灭资”的老口号，他说：“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7]他的思考，实际上涉及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思维方式问题。及时制止这种宣传，有利于社会稳步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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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传媒在新时期的作用，他1979年就注意到了，考察了《人民日报》的一种宣传性现象。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意图是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是话语中对于到哪里解决问题没有讲清楚，于是发生了大批上访人员涌向北京的现象。后来，该报再次发表社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把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就地解决问题，于是到北京来的人员大大减少。就此，邓小平总结道：“《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他要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8]
在做了这番考察基础上，邓小平两月后（1980年1月）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9]邓小平的这段话，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核心观点，其他观点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的，或为这个观点服务的。他作为政治家，在新闻和宣传方面提出的任务是务实的，符合中国的国情。
1986年底发生学潮，邓小平再次关注党报对于稳定局势的作用。他说：“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10]他如此强调党报要为社会稳定服务，在于他认为必须要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对于这个观点，邓小平一直讲到90年代初退出领导岗位，成为贯穿他的新闻和宣传思想的一个基本点。例如他在1980年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我们在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就一定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可能实现的一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1990年底他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11]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论述，其要点是要求新闻和宣传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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