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为了保证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从若干方面对新闻和宣传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
１，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基于“文革”的教训，他倡导制定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叙述党内生活基本准则时他说：“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12]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许党员和党的媒体发表意见，而是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从大局出发，首先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有不同意见则按照党内正常的途径反映。
２，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同样基于“文革”中广大群众被剥夺基本的民主权利、思想被禁锢的教训，他一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3]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多次讲过，再不能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不要搞围攻，搞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历史已经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再次宣布：“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14] 他还考虑到以立法的方式保障这些原则的贯彻，要求“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15]

   
试论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第3页) 　
3，关注政策宣传的把握
鉴于党领导的媒体具有的指导工作的职能，邓小平十分关注媒体对政策的把握，以防止出现因为媒体报道的偏差而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1985年他看到媒体上提倡先富起来的人捐钱修路，他要求不要过多宣传这类事例，指出：“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16]显然，如果大肆宣传这类事情，很可能造成一些人不敢富起来，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导向。这与1950年邓小平要求报纸在宣传佃富农自愿让出土地给贫农的问题上谨慎从事的道理一样，一旦事情放大了，很容易造成一窝风，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时，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不搞争论，这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7]一个“允许看”，一个“不争论”，这样不仅赢得了时间，而且也保证了社会在稳态中前进。
４，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基本原则
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些低级庸俗和有害的精神产品也随之进入了我们的社会。在这种现象刚露头的时候，邓小平就要求坚决抵制，并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为克服这种现象，邓小平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1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宣传的部门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效益，但一定要把主旋律、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5，拿事实来说话，反对形式主义
拿事实来说话，是邓小平倡导的基本的宣传方法。他反对说空话，反对宣传上的形式主义。邓小平对假、大、空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就谈道：“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19] 1985年，在回顾农村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担心时，邓小平说：“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我们的报刊、电台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20] 新时期的农村政策需要不断调整，需要做很多说服工作，邓小平就此在1986年指出：“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对于城市政策也是如此，他说：“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21]这里还要强调两点，第一，这个事实必须是新的事实，邓小平说过，“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22]第二，这个事实是真实的。邓小平说：“各级领导一定

《试论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