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内容提要 该文挖掘了邓小平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和宣传思想,阐发的重点在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作者认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是邓小平新时期新闻思想的核心观点,其他观点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的。新时期邓小平宣传思想的要义,在于改革不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环境的宣传思路和方法。拿事实来说话,反对形式主义,贯穿他论述的全过程。邓小平是中国老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少有的论述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信息产业重要性的人。他的新闻和宣传思想的理论魅力,在于务实。
邓小平的经历中有两次接触党的报刊工作,一次是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团刊《少年》、党刊《赤光》的编务工作;一次是1933年5月-1935年1月主编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他曾经长期领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主管党的日常事务(包括宣传工作)。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红星报》的一位女同志致信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该报的历史向他求教若干问题,邓小平在信的空白处一一作答,表现出他对新闻学研究的关怀。
邓小平较少直接论述专业性的新闻传播,但是对党报工作有过不少论述,在广义的宣传方面也有较多的论述,其理论魅力在于务实。他的新闻思想的要义,就是党领导的媒体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在新时期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讲求宣传方法,反对形式主义,主张用事实说话。
一 邓小平早期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积极贯彻者。他在抗日战争中关于军队宣传的论述,恰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体现。他从事的宣传工作,没有党八股,注重生动的方式与实在的内容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局面。
他在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主张以宣传的方式而不是强迫的方式动员新兵,并对动员较好的地方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写道:“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在这里,邓小平所谈的宣传都是很实在的,他反对强迫手段,注意总结经验。对此他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法,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1]
在担任八路军一一九师政委时,邓小平很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方法,例如他们“善于不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对此,邓小平要求我方必须供给“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考究输送的技巧”,“大大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他要求宣传一定要联系当前形势,“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的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2]
解放战争中,邓小平率领中原我军挺进大别山区。他当时就注意到:“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于是部队“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人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3]如果追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思想来源,那么解放战争中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宣传经验,可能是邓小平形成自己的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
从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很熟悉毛泽东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内容,并且根据西南区工作的特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毛泽东强调党报指导工作的意义,邓小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号召各级领导同志充分利用党报和其他媒体,他指出:“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学会用笔杆子实现领导,并指出:“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4]
正确地把握党的政策,是衡量党报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邓小平这时也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 《试论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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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经历中有两次接触党的报刊工作,一次是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团刊《少年》、党刊《赤光》的编务工作;一次是1933年5月-1935年1月主编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他曾经长期领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主管党的日常事务(包括宣传工作)。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红星报》的一位女同志致信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该报的历史向他求教若干问题,邓小平在信的空白处一一作答,表现出他对新闻学研究的关怀。
邓小平较少直接论述专业性的新闻传播,但是对党报工作有过不少论述,在广义的宣传方面也有较多的论述,其理论魅力在于务实。他的新闻思想的要义,就是党领导的媒体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在新时期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讲求宣传方法,反对形式主义,主张用事实说话。
一 邓小平早期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积极贯彻者。他在抗日战争中关于军队宣传的论述,恰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体现。他从事的宣传工作,没有党八股,注重生动的方式与实在的内容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局面。
他在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主张以宣传的方式而不是强迫的方式动员新兵,并对动员较好的地方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写道:“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在这里,邓小平所谈的宣传都是很实在的,他反对强迫手段,注意总结经验。对此他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法,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1]
在担任八路军一一九师政委时,邓小平很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方法,例如他们“善于不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对此,邓小平要求我方必须供给“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考究输送的技巧”,“大大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他要求宣传一定要联系当前形势,“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的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2]
解放战争中,邓小平率领中原我军挺进大别山区。他当时就注意到:“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于是部队“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人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3]如果追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思想来源,那么解放战争中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宣传经验,可能是邓小平形成自己的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
从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很熟悉毛泽东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内容,并且根据西南区工作的特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毛泽东强调党报指导工作的意义,邓小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号召各级领导同志充分利用党报和其他媒体,他指出:“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学会用笔杆子实现领导,并指出:“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4]
正确地把握党的政策,是衡量党报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邓小平这时也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 《试论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