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工作刍议
对于名人著作、传记及其相关研究资料的确定应该是严肃而有所节制的。现有一种观点，把“地方文献”扩展为第四层次——地方人士著述，这就失之过滥了。从人文学的角度看，文献是人类智慧、感情的载体或外化物。文献的本质是学科的属性、知识的内涵、知识的活性（信息特征）、知识的形态（加工的层次）。文献作为作者的精神产品、科研成果是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作者的思想、感情、知识随着时代发展、环境变迁，其著作内容亦随之发展、变化。我们应该提倡人文图书馆的文献工作，即不仅要以文献的学科去组织文献，还要进而以文献的知识去服务读者，也就是说，地方文献首先要以决定著作本质的学科属性去进行整理，而无需甄别著作责任者是否属于本地域人。例如，文学作品的整理首先应考虑语言是文学的基本要素，文学是语言与生活结合的产物。文学作品应以作者使用的语言去类分它属于某种文学、某种体裁，而不是国别、籍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关于文学作品的分类弊病就在于以国籍定作品的基本属性）。由于我国籍贯的确定并不科学，往往祖籍与出生地、从业地相距甚远，而一个人的成就主要因素在于他毕生的事业，与祖籍、出生地并不产生直接影响，如果各地普遍建立“×籍人文库”，不仅将出现馆内及馆际之间的重复、浪费，而且在客观上亦有产生狭隘地方倾向之虞。一般地以作者的祖籍、客籍作为“地方人士著述”入藏标准，势必把任何文献都作为“地方文献”，因为所有文献的作者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总要与一定的祖籍或客籍相联系，如此滥称“地方文献”也就没有真正的地方文献了。之所以将名人著作、传记及其有关资料作为地方文献，是因为名人的业绩、成就、影响以及著作提供的知识，对于研究某一地域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不是仅仅以他们的祖籍或客籍为归属。例如，李叔同（弘一法师）祖籍天津，出家后居住福建泉州开元寺，一生著书立说，弘扬佛学，并圆寂于泉州。把他的传记、著作及有关资料列为泉州地方文献，在于以他与开元寺及泉州佛学史着眼，而不是他的籍贯。此外．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个人既有一个祖籍亦可能有几个客籍（据有关材料披露，一个人终生居住迁移，外国人平均为8次以上，中国人平均为1．5次），今后随着社会进步，人口的流动必趋频繁，因此对一些作者的籍贯往往无从了解、确定，致使籍贯作为文献整理的首要标准殊难操作。不可否认，建立“×籍人文库”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凝聚力，可以征集到一些资料，解决馆藏匮乏问题，但也不免出现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得不到，或者所获甚微。而一般资料则过多过滥，久而久之不仅事倍功半，效益无多，甚至成为包袱。
对“地方文献”的理解是涉及地方文献工作的定位问题。笔者认为，要“有位才有为，有为才有位。而有为又必须有所不为”。也就是说，对地方文献工作必须首先有一个准确定位，才可能有所作为，取得应有效益；有所作为，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而要有所作为，又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明确自身的工作任务——哪些工作该做，哪些工作不该做，哪些工作需有所选择做。
2．2关于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鉴于地方文献内容广泛，涉及一个地域自然、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何加大开发利用，服务当代，造福子孙，是图书馆面临的重要课题。
（1）转变地方文献工作观念。要充分认识信息时代图书馆须完成从组织文献到组织知识的转变，逐步将传统的地方文献整理工作从以文献载体为对象，做一般描述性的揭示，逐步深化至对文献所包涵的各种专题信息单元的开发利用；将“等客上门”的传统“守书人”，做简单的“二传手”，提供借阅书刊服务，转变为主动、全面提供信息服务。
（2）将文献信息开发纳入日常工作计划。要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入点；明确信息开发工作定位，活化静态资料，提高开发的目的性，力求信息产品适销对路，发挥应有效益。
（3）以二次文献工作为文献信息开发的基础。二次文献工作应以编制馆藏目录、联合目录为起点，首先查明与本地区有关的书刊资料，再延伸到编制各类型索引（篇名、人名、主题）。在这方面，甘肃省图书馆具有较为成熟的工作经验。该馆自建国以来编有34个专题书目索引，其中《甘肃省所藏西藏和藏学档案史料目录》、《丝绸之路文献叙录》、《黄河书目索引》颇富参考价值。此外，由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牵头，包括17个各类型图书馆参编的《东北地区地方文献目录》亦甚得好评。在各种二次文献基础上，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有选择地编辑专题资料、研究综述，或者对古籍重印、校点、注释等等。诚然，文献信息开发的基础工作，不能与深层次的开发工作对立起来，为适应社会各方面需求，合理使用专业人才，从实际出发，也可以同时“多管齐下”。而不论任何文献信息开发最后都要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联系起来，建立以专题书目、索引数据库为重点，再深入到各种专题全文数据库，并提供自动化网络服务，形成良好的地方文献检索与服务系统。
（4）完善地方文献工作的人才结构。进行地方文献信息开发工作需要图书情报专业与文史专业人才的结合，没有双重的人才结构，既不能做好必要的基础工作，更无法站到开发项目的制高点，打开地方文献工作的局面。惟有专业人员紧密合作，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形成良性互动，提供体现各类专业人员自身价值的环境，才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稳定地方文献工作队伍，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
2．3关于开展馆际协作问题
现代图书馆是一个群体，加强馆际的协调与协作，发挥整体效应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鉴于今后在自动化网络条件下文献信息相通，馆藏已经扩大为“国藏”，读者也再没有馆属的概念。从人文图书馆文献工作的观念出发，不论关于某一名人著作或者某一地域为内容的著作都属于全民族，乃至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馆际之间的协调与协作，实现共享资源，是形势发展的要求。
（1）建立全国地方文献资源共享体系。要打破行业、系统之间互相封闭及地域分割的状况，实行地方文献工作协作，广开门路，包括拓宽信息渠道，余缺互补，馆际互借，合作开发等，特别是在各种版本地方志及各类专业志的收集、整理及服务社会方面，与档案馆、博物馆、方志馆联袂共建各类型专题数据库，形成一个或几个地区地方文献共享系统，这对于促进地方文献工作社会化，服务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2）开展地方文献搜集工作的协调、分工。在地方文献中的名人著作及相关资料搜集工作的协调分工尤为重要。名人的事业活动及其影响力往往是超越地域界限的。例如，毛泽东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人物，影响力在中国、全球，他除具有多语种著作、传记外，还有大量的文稿、报告、文件、照片、音像制品及各类研究著作、相关资料。如果按名人的祖籍、客籍标准去确定相应所属地区的地方文献，将起码出现湖南、湘潭、韶山、江西、延安、北京等等，他的祖籍地区以及他曾经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地方都要收集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而实际上除了北京有可能全面搜集有关毛泽东的全部文献外，可以说，其他地区并不具备条件。为此，对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具有较大影响的名人资料的搜集工作需要协调、分工。笔者认为，对于名人资料的搜集协调原则应以某名人的研究中心所在地为全面入藏所在地。有关毛泽东、邓小平的全部文献理所当然由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去搜集、整理，其他地区似不必刻意求全，可仅就本地区资料为主。地方文献搜集工作，特别是名人资料，实行“宁滥勿缺”、“宁宽勿漏”的方针是不可取的。凡此应该具体分析，该宽者则宽，不该宽者则严。
孙中山（1866～1925）从1892年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行医港穗，开始反清斗争，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0多年。自1925年去世至今70多年来，各语种著作、传记、研究文集及资料，在海内外数量颇多，流传甚广。1934年，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后并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即设立“中山纪念部”致力孙中山革命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至1987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专辟“孙中山文献馆”，今收藏有专著、传记、研究资料、手迹、照片、录音唱片、辛亥革命资料及纪念品共2600多种，3700件。应该说，目前这个全国惟一专藏孙中山文献机构的藏书基础仍然非常单薄。据了解，孙中山文献在我国大陆主要集中于广东、上海、北京、湖北，其他地区亦有新的发现。笔者认为，鉴于广东不仅是孙中山故乡，而且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研究中心（具有几个专门研究机构），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是为纪念孙中山命名的图书馆，尚有一定的藏书基础，应责无旁贷成为全国的孙中山文献收藏中心，将工作重点转为积极向海内外征集孙中山文献，需要调查有关单位入藏情况，编制孙中山著作、研究论文、专题资料的联合目录，进而建立孙中山文献多媒体数据库。诚然，这是一项跨海内外、跨行业的巨大工程，由于孙中山对海内外人士属最具有凝聚力者，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地方文献工作本身，将产生巨大影响。惟有在政府的支持、推动下，采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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