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文献

至今仍经久不衰，而地方志的发展，又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文献向纵深方向开展。所以，以明清以来，我国出现了以地区为范围专收一地文献的丛书，即“郡邑丛书”，如有的认为最早的一县丛书——《海盐志林》，就是明人樊维城编辑的。此外，还有一府之丛书，如《绍兴先正遗书》、《常州先哲遗书》；《武林掌故丛编》等；有一省之丛书，如《畿辅丛书》、《岭南丛书》、《豫章丛书》等。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郡邑丛书就有七十六种之多。民国以后，出现了一些专门收集、编纂地方文献的地方文化团体和机构，编印了许多地方文献，如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印的《东北文献丛书》、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的《山右丛书初编》、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吴中文献小丛书》、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的《广东丛书》、绍兴公报社的《越中文献辑存书》等。在湖北由石荣璋、刘契园等人组织了“楚学精庐”，专门搜集、整理地方文献，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鲁迅先生对地方文献工作也很热心，亲手编制了《旧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著录乡邦文献80种，选录极为精审，为研究浙江地方文献提供了重要资料，广东地方文献工作，从明代开始，就有一定的基础，曾被誉为“广东文献学者”的黄佐、香山县人，正德进士，主修过《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罗浮山志》、《广州人物传》等书，对乡邦文献的编撰与收集，于后来都有深远的影响。以后的郭棐编撰《广东通志》、《粤大记》、《岭海名胜志》、《西樵山志》、《粤东名臣志》《岭南诸夷考》，屈大均编撰《广东新语》、《广东文选》等，都名噪一时。在明清两代广东曾编有《岭南文献》、《广东文献》、《岭南文钞》、《粤东文海》、《广东文征》等图书。民国以来，番禺冼玉清女士，执教岭南大学，收集粤人著述甚多，撰有《粤人著述过眼录》、《广东文献丛谈》．与其同时的还有黄荫普先生、李景新先生、分别撰有《广东文献知见录》和《广东研究参考资料叙录》。专门从事广东地方文献的收集研究工作，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更应提出的是杜定友先生，他对地方文献的研究与贡献，是十分令人钦佩与赞扬的。他在《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等一系列文章中，首先提出了“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口号，并大声疾呼“各地方的图书馆，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尤为专有之责”，他身体力行的，既研究又实践，对推进广东地方文献工作，作了卓越的贡献。 ”

现在，地方文献已成为社会和图书馆所关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许多出版社都在编印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文献丛书”。如广东、山东、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甘肃等地出版社，分别编印了《广东地方文献丛书》、《齐鲁英杰》、《山左名贤遗书》、《杭州掌故丛书》、《安徽名特产》、《桐城派文选》、《八闽文献丛刊》、《闽台史料丛刊》、《福建历史人物传记丛书》、《江西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丝路访古》、《敦煌研究》等等。台湾地方文献工作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他们成立了“中国地方文献学会”的专门研究组织，除每年出版年刊外，还编辑出版了《四川文献》、《湖南文献》、《山东文献》等各省地方文献。1987年，台湾还出版了《中国地方文献社团会要》，是近三十年来台湾地方文献工作概况和实录。

收集整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职责。早在194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明确规定，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 ，还多次发文, 收集保存地方文献作了专门指示，为此，一些省市图书馆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性的工作来抓，有的馆还成立了“地方文献部”，把这项工作全面深入开展起来，有的馆则编排地方文献目录和设立地方文献阅览室，专备读者查阅、如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目前收藏地方文献已达十八万多册，仅1984年，使用广东文献的读者已达七千五百一十九人次，流通文献四万四千余册，该馆还特建“孙中山文献专藏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为了加强对地方文献的现代化管理，该馆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用缩微技术抢救稀有文献和破旧文献，并且还特别应用了电脑技术，建立了“广东地方文献数据库”，这一新的技术，已通过部级技术鉴定和获得文化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为地方文献的有序存贮和快捷检索，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和基础。我国西北、东北及其他省的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工作方面，也同样取得了一定经验和成果。

在国外，地方文献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苏联在建国初的1921年，在文化部下设立了地方（文献）研究中央执行部，发行专业杂志《地方研究》。1926年，著名的图书馆活动家克鲁普斯卡在全苏图书馆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地方文献和图书馆”的专题报告，对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59年，苏联又制订了《各州、边区和共和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条例》，1960年，召开了全苏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会议，对多年来的工作经验进行了交流和总结，并就贯彻上述《条例》提出了积极意见，因此，苏联地方文献工作能得到持久深入的开展。苏联学者还著有《地方文献目录学》、《地方文献书目基础》等专著。在英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萨维奇很热心地方文献工作，他是倡导图书馆进行地方文献研究的英国图书馆馆长之一，他曾一手组织著名的考文垂和沃里克郡藏书，并为之悉心设计了一个直到现在仍在使用的特殊分类法，其水平在当时的地方藏书中，是首屈一指的。美国地方文献工作开展得也很好，近年来，美国《图书馆杂志》发表了八位著名的学者对图书馆未来的看法，他们认为，在今后十年内，技术将在图书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文献将会成为图书馆馆藏的主要成分。

综观国内外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如下特点，（一）开展比较普遍，尤以公共图书馆系统更为突出；（二）得到上级行政机构的重视，不少部门还专门为此制订条例，发布文件；（三）地方文献的作用、地位，越来越明显，（四）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五）地方文献的研究，正逐步开展起来，并有了新的突破。

四、文献工作与地方文献学

文献工作在我国汉代已有开展，刘向、刘歆整理宫廷典籍，就是一项文献工作。以后魏晋、隋、唐各代多次大规模整理古籍，尤其是明代编纂《永乐大典》、清代编纂《四库全书》，也都是大规模的文献工作。可见文献工作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文献学的出现却姗姗来迟，大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才由郑鹤声、郑鹤春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提出的。他们对文献概念的理解，仅限于古文献，因此，文献学是指考订和论述古文献在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翻译、版本等方面的源流和做法，与章学诚、范希曾、张舜徽等所说的”校仇学”相似。八十年代初，张舜徽先生又新著了《中国文献学》，他在书中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为校仇学家。所以，校仇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工作，都由校仇学家担负了起来”。这可说把我国传统文献学的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作了一个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总结。根据张先生本书的内容，文献学是指研究我国古文献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辨伪、注释、编纂与印刷、源流和整理等的一门学科。不久，我国又出版了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等新著，但从内容上说，都没有脱离古文献的范围。如王欣夫先生说：“广义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他把目录、版本、校仇三个部分作为该书的主要内容，“编目录是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为了检择可靠的材料，校仇是整理材料的方法”。这几部有关文献学的专著，有的已标明是古文献学，无所非议，而称“文献学”的，实际也只是古文献学，没有涉及近现代以及国外文献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的问题。

其实，现代的文献学和我国传统的文献学，在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等方面，是不尽相同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产生，因此，文献学不但内容、范围相当广泛，而且涉及许多理论、方法和新技术的问题，并由此派主出各个学科的文献学，如“文学文献学”、“史学文献学”、“经济文献学”、“医学文献学”、“化学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学”等。但是，总体的文献学却被人忽视了，以至出现对文献学与文献工作定义的纷争，甚至有人只承认文献工作，而不承认文献学这种状况，反映了现代文献学还不很成熟。如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福德认为文献学“是搜集分类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动记录的技艺”，德国学者R·S·泰勒认为文献学“指一系列的技术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组织传递记录的专业知识，使所包含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国图书馆学和文献学家J·H·希拉认为文献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析、组织与检查方法以充分利用各种记录得来的知识”。上述论述大多侧重于文献处理的技术和方法，并没有全面系统地阐明文献学的定义。我国袁翰青同志在六十年代曾发表《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一文，他指出“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通常的所谓文献工作实际有两个方面：知识组织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检索工作的一方面，只有经过科学地组织起来，检索工作才有基础。组织工作是本，检索工作是用，这本和用的两方面，构成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后来郭星寿同志在《社会科学文献学》讲义中又有所发展：“文献工作是以特定的文献为工作对象，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评价和选择文献，并通过书目索引、主题索引、文献题录、文献综述或述评等多种途径，以传递社会科学知识为目的，来满足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对社会科学情报和资料以及文献检索方法等的要求的一系列的活动”。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中可以看出，现代文献学的定义和内容

《论地方文献(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