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照代辩者之见，似乎沙畹、伯希和等人不能出大著作是为方法所囿。此节大有商讨余地。据杨 《葛兰言研究导论》，沙畹对于近代历史科学中一切新的方法全能运用，对于史学的一切辅助科学又全是内行，并主张以整个中国文化与整个活动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其附于《泰山志》（Le T'ai-Chan ）一书的论文《中国古代的社神》，实为西洋中国学界空前的杰作。王静如更认为："此文重要之点，乃在启发后之学者，走上以社会学法研究汉学之途径。"而1908年伯希和在关于敦煌遗书的报告中称："此类卷本，在东方学上，实含二重新义。"一是增加大批写本，据此可考写本印本流变沿革，二是"自此以往，可籍文书真迹以研究东方学也。吾尝以之从事乡土之学，恒获效益。然此类效益，一经数种书籍之比勘，往往矛盾。于是有是非之分。顾藉以比勘者，不外书本而已，从未有运用碎杂未编之文书原本以从事探讨者。今则私家记录，契约状牒，灿然大备，于是此中国西陲行省，往昔仅展数种流行之载籍以窥概略者，今则七世纪至十世纪间宗教社会之真实生涯，涌现目前矣。" 巴黎学派另一代表马伯乐在为法国历史评论丛书之一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与历史家》所写的中国及中亚?芯渴銎澜嵊锎σ菜担?quot;众所周知，从来汉学研究主要致力于古代、宗教、美术及蒙古帝国时代前后的中亚，因此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现在，用真正科学的方法叙述中国社会历史还为时尚早，希望欧洲、日本和中国人紧密协作，尽力将我们的智识投向这一最重要的空间。" 可见沙畹等人均已意识到社会研究之必要，或者说，历史研究本来就以人类社会为对象。只是史家治史须依据史料，而上古史料遗留不足或鱼龙混杂，不得不阙疑以待，首先进行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
另一方面，掌握并贯通古今中外的材料，本身必需绝顶聪明加长期功夫，非一般人力所能及。沙畹、伯希和以不世出的天才所达到的史语方法的深刻，几乎穷尽人力。如果葛兰言照此办法，至多与伯希和齐头并进，或犹不及。诚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新方法的运用能够贯通若干旧史料，或扩展史料的利用。但如果脱离相关语境，一味格义附会，强作解释，则不免呼庐喝雉，图画鬼物之弊，解释愈有条理系统，则距事实真相愈远。葛兰言批评中国的汉学家"不从神话中去求真的历史事实，而反一味的因为有神话而便去疑及古书"，结果令"西方人自知汉学考据以来，便不敢再相信秦以前的书，而从此便结论到秦以前的中国史事都是假的，更从此而称中国史的古文化大都从埃及和巴比伦去的"，连马伯乐也声称秦以前中国还是"史前时代" ，希望用既有资料寻求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原始形式，立意甚佳，运用方法也极为严谨系统，远非时下滥用者可比（如慎用同类比较法）。但他怀疑甲骨卜辞，又不通金铭文，且不能等待考古事业的发展，面对材料不足以征信的上古史，自然难免捉襟见肘。
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言在两方面从巴黎汉学研究的进展中倒退回去，一是运用文献资料的范围大为缩小，能力也有所降低。本世纪以来中国研究长足进步的要因之一，在于史料向三方面丰富扩展，即中国与外国，地上与地下，经史与一切文字资料乃至器物。同时涌现出一批能够综合运用各种资料的优秀学者。而葛兰言则局限于几种问题甚多的古籍，似乎单靠方法的改善就能发现历史事实并形成对社会的系统解释。而且尽管他提倡直接阅读原文，可是丁文江证实其大量依靠顾赛芬（Seraphan Coureur）的译文，且未与中文原本印证。而顾虽号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之一，所译《诗经》却是所有译本中最糟的一种。因为沙畹和理雅格（J.Legge）都有中国人帮助，顾赛芬则独力进行。此外葛氏中文能力似乎不足，一旦自己动手翻译，较顾氏尤逊一筹。二是几乎无视近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一位做过文本批评的中国学者之名被提及。而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反复指责，又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陈言，形同无的放矢。因此丁文江说，如果葛兰言注意到王国维等人的著作，许多错误本来不难避免。
第三节 欧风美雨论高下
丁文江批评的影响不限于禹域之内，石田干之助将此文译登于日本《民俗学》杂志，该国"东洋学界以其评Granet多知其名"，谓其将葛氏"误读谬解中国文献指摘得体无完肤" 。尽管后来庆应大学教授松本信广著《古代文化论》为葛辩护，又在撰文介绍法国汉学研究时强调现在舆论虽然
对葛兰言毁誉褒贬参半，自己却确认其功绩并看好将来发展， 但势难挽回。京都学派对伯希和以下的法国汉学家多倾向于马伯乐，只有留法的小岛 马主张师法葛兰言 。他认为其著作对于全面考察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有重要启示，不能以方法的瑕疵完全否认结论的正当，同时对葛氏将不同时代的中国文献同样看待以及天马行空式的推断亦不以为然。 东京大学的和田清也不赞成学生以葛著《中国文明论》为读本，指示用马伯乐的《中国上古史》。 在法国，对葛兰言似乎抑扬互见，他始终未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可见对其学术创新多少有所保留。
不过，杨 、王静如等人的预言战后却变成现实。照戴密微和贝冢茂树所说，葛兰言所用方法，其实就是后来对民族学影响极大的结构主义。随着战后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渗透日益加强，以及法国年鉴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此法盛行一时。而汉学研究在西方的独立地位，只有在本国学术正统承认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社会与人文科学发展总体趋势的制约。更有甚者，当整个人类社会的思维仍处于欧洲主导时代之际，其他文化体系的认知方式都将由此左右。京都大学的贝冢茂树后来便认为小岛 马当年选择葛兰言有先见之明，因为此时在法国葛的身价已经超过马伯乐。
葛兰言身后的成功，除方法本身日臻完善，重要原因是应用范围有所变化和扩展，或用于初民及乡村社会，或施诸近现代历史。前者对文献的依赖较小，后者则利用文献相对粗疏，给新方法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使战后国际中国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开山祖"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欧风美雨经过一轮对垒，显出后来居上之势。然而，如果说葛兰言只是研究方法脱离中国历史及史学，费正清则在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同时，本质上有全面退回沙畹以前欧洲传统汉学的弊端，尽管表面看来更具现实感。
费正清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谓欧洲汉学的延伸或移植。"其间足以为斯学生色而放大光明者，二三十年来惟三人耳：一为哥伦比亚教授夏德（F.Hirth），二为加利佛尼亚教授阜克（A.Forke），三即洛佛尔（K.B.Laufer）氏也。此三人者皆条顿种，生于德国，学成于德国。" 他们显然感到美国的学术风气与汉学研究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所撰论著，多送往欧洲发表出版。夏德、阜克后来回到德国，洛佛尔则坠楼身亡。 1920年代初美国学者赖德烈（K.S.Latourette）承认："中国史包藏之浩博，吾国学者稀能见之。"通常仅研究近代史而兼及数十年之变迁，"其或深思远瞩，知中国民族有其三千年继续之历
《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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