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其二，将中国研究由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重新降为功利目的的工具。学术当然具有功利作用，但并非研究目的，否则难求精深。美国的中国研究恰以功利性见长。其繁荣因此，其附庸同样因此。在表面的独立之下，长期存在简单移植和模仿欧洲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模式的弊端。19世纪以来，欧洲即为人类智慧发展的支配之源，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巴黎学派能够进入本国学术正统的殿堂，正因为它在发展人类智慧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仅仅是追随或享用其结晶。即使葛兰言，至少在法国社会学派的宗教社会学发展史上，为第三阶段的代表。 而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极少有以此成名的人物，使用的新理论，多为几度转手的陈货，且未充分考虑生成和应用系统的文化差异，并做必要的调适。加上本世纪欧洲一般汉学家自诩为秘诀独擅的"运用类书"法的影响， 多依赖索引找材料而非读书，弊端之一是先入为主，弊端之二是见木不见林。结果，随着研究阵容的日益扩大，对中国的认识反而越来越外在和支离。柯恩（P.A.Cohen）提出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或为隐约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惜药不对症，不从方法着眼，还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
第四节 发现与发明
受国际汉学的影响，中国本部的学术也出现了四裔偏向，表现之一，研究领域偏重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表现之二，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和傅斯年主张的史料学，不仅有欧美学术背景，还是欧洲汉学的影子。表现之三，释古及社会性质论战，都有以中国史实填充外来系统之嫌。这三方面现象，实有内在逻辑联系。
道咸以来，海通大开，中外交涉增多，边疆史地之学日见兴盛，加以西方考古重心逐渐东移，中国边疆及域外民族文物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但更重要的背景原因，当是西学东渐，中体动摇，欧洲汉学挟此余威，由四裔而侵入腹心。近代学术史上的知名学者，鲜有不涉足相关领域。章炳麟、张尔田、邓之诚、吴芳吉等人讥为趋时，固有正统卫道的偏见，但其中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学的核心主干仍应为纯粹中国问题，或者说就中国学者而言，此较四裔更为重要，且为研究之归宿，通四裔适以说明本部。狩野直喜主张先通晓本土再及域外，与此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同时治学不仅在考证具体事物，更须显现民族精神文化。由研究领域偏重四裔进而一味使用外来方法，反而有令固有文化失真的危险。胡适的整理国故，"明白说来，即是以西洋人的'汉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书。"傅斯年反对使用"国学"的含糊概念，其《史语所工作旨趣》声明设所目的为使东方学中心从巴黎或京都移回北京。 1923年梁启超指出国故学复活的原因，"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
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然而，将国故以科学方法索引条理，令王国维担心误导后人一味找材料而不读书，京都学派则感到如同让峡谷风光沉没于大坝之中。他们主张按照天然景色加以爱护并体会其韵味。 至于不同派别的释古，以及热闹一时的社会性质论战，更加削足适履地取舍史实以适应外来解释框架。流风所被，等而下之者名为史观实乃史抄。陈寅恪断言外来理论若不与中国国情调适，必然难以持久，即指上述倾向。
四裔偏向也与中国学术的内在变化有关。梁启超论及光宣以后学术复兴的趋向，对于正统考据学这样评价："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 入民国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章炳麟讥讽道："近人言国学，于经则喜说《周易》，于文字则喜谈龟甲，于子则喜解《墨辨》，以三者往往其义不可猝识，乃可任以己意穿凿附会之，其韪非人与己皆不可为正，故无所不可，此所谓罔两易图狗马难效也。" 1934年2月，赵万里对朱自清谈论学术界大势，认为"材料不多而又思突过古人"，所以时人"皆不免钻牛角尖之病"。"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也。"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诚如傅斯年所说："学问之道不限国界，诚欲后来居上，理无固步自封。" 但材料不足而欲突过前人，实乃近代学人爱走险道偏锋的要因。治学一旦失去轨道，只求标新立异，则"知稗贩而不知深研，知捷获而不知错综。以此求异前辈，而不知适为前辈所唾弃。" ;
其实，中外学术，互有所长，本应各自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巴黎汉学虽由四裔而沟通禹域，毕竟仍坚守四裔长技。如沙畹"深用逊抑，自限于书本功夫与中外关系" ，伯希和更远及中亚。日本发扬"读西书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能力强于西洋" 的特长，一面选择欧美汉学鞭长莫及的所谓"满蒙"、"满鲜"，一面缘清学而深入腹心。中国学术所长，如1930年黄侃对来访的吉川幸次郎所说："中国之学，不在发见，而在发明。" 黄侃虽被讥为"温故不知新"，此论却不失为卓见。二者的区别，大体如王国维所说：一"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一"悬问题以觅材料。" 而二者的关系，即新旧材料的关系。王国维、陈寅恪、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中外前贤均主张尽量吸收新材料，但必须熟悉多数之汇集，才能利用少数脱离之片断。 没有发见，难以发明，不以发明为目的，则发见不过杂碎。不知新材料或不通旧材料而强作发明，更难免妄臆之弊。更为重要的是，发明者之极致，不专赖材料以征实，而是贯通古今中外，以实证虚。所以吉川幸次郎认为，即使被日本学者奉为权威的罗振玉、王国维，也不免有资料主义倾向。欧美乃至日本汉学家难以达到的化境，即陈寅恪所谓"育于环境，本于遗传"的"精神之学"。留法三年的李思纯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 女作家陈学昭留法，在葛兰言指导下撰写关于中国词的博士论文，陈本不懂词，搜寻文献后，明白葛氏"所以要我写关于中国的词的论文，因为他自己不了解中国的词。"其论文连词牌"八声甘州"误为"入声"的常识错误都未予指正，便得到"很好"的评语而获通过。 文学研究最易见外来方法的不适合。浦江清曾对朱自清谈及："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
这种局限不仅在文学专科，更在于思维。擅长译事的理雅格深得其中真味，认为中国文字"不是字的代表，而是思想的符号，其于文中的结合不是来表现作者要说的，而是作者所思想的。" 尽管沙畹"于汉学及东方学，不但博览旁通，知识渊博，且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 ，巴黎学派对于纯粹中国问题依然难以深入堂奥。1931年2月吴宓访欧与伯希和交谈后慨叹："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nb
《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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