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二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这一变化自有其必然与进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从具体的人脉关系探讨其变化的脉络，以及中外学术界的相互影响与隔膜，不仅有助于把握未来趋向，更为建立中国研究的学术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节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说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 Remusat）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 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叶理绥（S.Eliseeff），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　　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 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汉学在欧洲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von.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 而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汉语，竟写成多卷本巨著《中国》（China，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对中国地矿学研究贡献甚大，但引据谬误极多，对德国汉学反有不良影响，"投机作品，如雨后春笋，一似汉学著书为不学而能者。" 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 西洋正统学术方法被运用于中国研究。因而与一般情况相比，"近来法国'河内派'-法国的沙畹、伯希和、马斯柏楼（Henri Maspero，通译马伯乐）等都在安南河内久任教职-自然比较算是例外" 。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视汉学为法国的"国学" 。

　　其二，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高氏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受此影响，国际汉学的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这种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时期大为改观，沙畹因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到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并须视中国文化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其译注《史记》，广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称范本。伯希和则"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 他进而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 "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 。

　　同时，伯希和还扮演了国际汉学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参与《通报》（T'ong bao）的编辑，1925年起成为主编，"他把这份杂志办成了类似汉学界的法庭" 。在其主导下，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

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出迭现，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一般应先入中国本部，有余力再及于塞外。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进而提倡师法清学，按照当代中国学者同样的方法与观念治中国学术。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法国势力最大的写实派史学家古朗日（Fu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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