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
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5]（第735页）
尚永亮教授有云：“自天宝五载敕文之后，贬官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无不仓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为吏役驱遣，有所羁囚。戎昱《送辰州郑使君》谓：‘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12]（第 页） 至此，贬谪已是赤裸裸的人身迫害。
二、到贬谪地后的待遇。
贬官皆是负罪之人。在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一直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贬则降秩，流为摈死。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这也从反面说明，贬官与流人差别不明，容易混淆。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张说在武后长安三年因直言触怒权贵被贬岭表。《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钦州在今广西。张说在其《端州别高六戬》诗中描述边地自然环境之恶劣：“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又王昌龄天宝七年被贬龙标尉，龙标即叙州谭阳郡郭下县（今湖南黔阳县），《元和郡县志》引《荆州记》云：“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可见贬官在地域安置上也和流人差不多了。贬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体想见。
具体说来，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唐会要》卷四一载：
（左降官）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
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
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生命则可能受到威胁。如以下的事例——
（天宝六载）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奭（殿中侍御史，为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左相，贬宜春太守）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曾任户部尚书，贬江华司马）仰药不死，闻希奭已至，即自缢。[4]（第6875页）
（永贞元年）八月，壬寅，贬王亻丕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亻丕寻病死贬所。明年，赐（王）叔文死。[4]（第7619页）
与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时遇威胁相交织的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压迫，遭摒弃、被剥夺的感觉难以抚平，理想抱负更无从谈起。刘长卿《初贬南巴之鄱阳，题李嘉佑江亭》诗云：“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三、受贬官员的结局。贬官的前途难以捉摸，有的被贬谪至死，有的可能量移（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职），也有的后来又回到朝廷，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
被贬谪至死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贬官任上被赐死的，如前述王叔文被赐死。又如杨炎，《旧唐书》本传称其文“风骨俊峙，文藻雄丽”。《旧唐书·德宗上》载其遭遇：“（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另一种则是在压抑愤懑的境况中死于贬所，如中唐著名文士刘贲。他因上疏痛陈宦官秉政之弊，力请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贬为柳州司户而卒。李商隐《哭刘司户二首》中云：“已为秦逐客，复为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当时朝政之昏暗、文人之无奈，殆可想见。
量移改迁如韩愈、白居易之例。韩愈曾被贬连州阳山令，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中回忆当年受贬离京的情景道：“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亻黾亻免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到连州的第三年，韩愈改任江陵法曹参军。他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虽然未能回到长安，韩愈仍不满意，但他却可以用“一年明月今宵多……有酒不饮奈明何”来自慰了。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剌史。忠州当时只是一个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贬官的地方。所以白居易在《重赠李大夫》中说：“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按唐制，量移应在贬官到任经五考满后。《唐会要》卷四一载：“其年（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但是即使法定条文也常常在政治斗争中失效，如《新唐书》卷七十八载淮阳壮王道玄的六世孙李汉“坐宗闵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逐，改州司马。诏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数岁徙绛州长史”。而王叔文之党则没有那么幸运，《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宪宗曾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贬官得以重返京城，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也主要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而得到朝中权势援引的结果。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而宪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便告结束。因此唐代贬官制度，实为其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三、唐代文人遭贬谪原因分析
缘于私心私情者中，有的是因为徇财赎货、贪赃枉法。比如中唐吴武陵能诗善文，他后来任韶州刺史，“赃罪狼藉，……。寻贬潘州司户，卒”[9]（第1185页） 。缘于私心者中，还有的是依附权贵因为后台失势受到牵累而被贬，比如武后朝宫廷诗人宋之问、沈亻全期谄附宠臣张易之，在张易之被杀后宋之问贬泷州参军，沈亻全期贬台州参军。这种情况，在此置而不论。
追求公理公正者中，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立朝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的。
同情百姓、为民请命之例，如韩愈被贬阳山令。韩愈当时在朝任监察御史，因京郊一带遭遇旱灾，百姓困苦不堪，而有司征求愈急，韩愈便上疏请求宽免灾民田租，招致当权者的厌恶被贬连州阳山。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咿嗄。归舍不能食，有如鱼挂钩。适会除御史，诚得得言秋。拜疏移 合 门，为忠宁自谋！……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6]（第3768页）
立朝刚直、反对宦官乱政，如元稹元和五年受贬之例。元稹时任东台监察御史，因弹奏贪官而触怒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云：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 《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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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亮教授有云：“自天宝五载敕文之后，贬官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无不仓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为吏役驱遣，有所羁囚。戎昱《送辰州郑使君》谓：‘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12]（第 页） 至此，贬谪已是赤裸裸的人身迫害。
二、到贬谪地后的待遇。
贬官皆是负罪之人。在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一直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贬则降秩，流为摈死。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这也从反面说明，贬官与流人差别不明，容易混淆。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张说在武后长安三年因直言触怒权贵被贬岭表。《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钦州在今广西。张说在其《端州别高六戬》诗中描述边地自然环境之恶劣：“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又王昌龄天宝七年被贬龙标尉，龙标即叙州谭阳郡郭下县（今湖南黔阳县），《元和郡县志》引《荆州记》云：“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可见贬官在地域安置上也和流人差不多了。贬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体想见。
具体说来，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唐会要》卷四一载：
（左降官）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
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
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生命则可能受到威胁。如以下的事例——
（天宝六载）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奭（殿中侍御史，为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左相，贬宜春太守）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曾任户部尚书，贬江华司马）仰药不死，闻希奭已至，即自缢。[4]（第6875页）
（永贞元年）八月，壬寅，贬王亻丕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亻丕寻病死贬所。明年，赐（王）叔文死。[4]（第7619页）
与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时遇威胁相交织的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压迫，遭摒弃、被剥夺的感觉难以抚平，理想抱负更无从谈起。刘长卿《初贬南巴之鄱阳，题李嘉佑江亭》诗云：“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三、受贬官员的结局。贬官的前途难以捉摸，有的被贬谪至死，有的可能量移（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职），也有的后来又回到朝廷，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
被贬谪至死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贬官任上被赐死的，如前述王叔文被赐死。又如杨炎，《旧唐书》本传称其文“风骨俊峙，文藻雄丽”。《旧唐书·德宗上》载其遭遇：“（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另一种则是在压抑愤懑的境况中死于贬所，如中唐著名文士刘贲。他因上疏痛陈宦官秉政之弊，力请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贬为柳州司户而卒。李商隐《哭刘司户二首》中云：“已为秦逐客，复为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当时朝政之昏暗、文人之无奈，殆可想见。
量移改迁如韩愈、白居易之例。韩愈曾被贬连州阳山令，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中回忆当年受贬离京的情景道：“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亻黾亻免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到连州的第三年，韩愈改任江陵法曹参军。他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虽然未能回到长安，韩愈仍不满意，但他却可以用“一年明月今宵多……有酒不饮奈明何”来自慰了。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剌史。忠州当时只是一个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贬官的地方。所以白居易在《重赠李大夫》中说：“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按唐制，量移应在贬官到任经五考满后。《唐会要》卷四一载：“其年（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但是即使法定条文也常常在政治斗争中失效，如《新唐书》卷七十八载淮阳壮王道玄的六世孙李汉“坐宗闵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逐，改州司马。诏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数岁徙绛州长史”。而王叔文之党则没有那么幸运，《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宪宗曾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贬官得以重返京城，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也主要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而得到朝中权势援引的结果。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而宪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便告结束。因此唐代贬官制度，实为其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三、唐代文人遭贬谪原因分析
唐代文人遭到贬谪的原因纷繁多端，就其用心而言，不外乎两类：一是缘于私心私情而受惩罚者，二是追求公理公正而遭迫害者。
缘于私心私情者中，有的是因为徇财赎货、贪赃枉法。比如中唐吴武陵能诗善文，他后来任韶州刺史，“赃罪狼藉，……。寻贬潘州司户，卒”[9]（第1185页） 。缘于私心者中，还有的是依附权贵因为后台失势受到牵累而被贬，比如武后朝宫廷诗人宋之问、沈亻全期谄附宠臣张易之，在张易之被杀后宋之问贬泷州参军，沈亻全期贬台州参军。这种情况，在此置而不论。
追求公理公正者中，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立朝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的。
同情百姓、为民请命之例，如韩愈被贬阳山令。韩愈当时在朝任监察御史，因京郊一带遭遇旱灾，百姓困苦不堪，而有司征求愈急，韩愈便上疏请求宽免灾民田租，招致当权者的厌恶被贬连州阳山。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咿嗄。归舍不能食，有如鱼挂钩。适会除御史，诚得得言秋。拜疏移 合 门，为忠宁自谋！……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6]（第3768页）
立朝刚直、反对宦官乱政，如元稹元和五年受贬之例。元稹时任东台监察御史，因弹奏贪官而触怒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云：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 《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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