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
; 刘禹锡《九日登高》
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如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元稹在同州时，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他又联想到百姓的遭遇，问道：“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这种关怀，无疑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7]（第484页）
刘禹锡亦尝自叙云：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8]（第182页）
以自然山水为寄寓者，如王昌龄《龙标野宴》诗云：
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
又如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诗云：
神明固浩浩，众口徒嗷嗷。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白居易的《读谢灵运诗》表述得更透彻，诗云：
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 ，亦欲 虑心素。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之鸣”。
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但是，从不同的
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时，曾一度心灰意冷地对友人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慄为幸，敢有他志？”[7]（第489页）然而观其在永州期间创作的诸多寓言小品，如《骂尸虫文》痛斥“淫谀谄诬”的小人如尸虫般可恨，《斩曲几文》中大声疾呼“谄谀宜惕，正直宜宣”等，讽刺犀利，感情充沛。可见其压抑下的斗志。在柳州任上，柳宗元也没有因为被移至穷僻之地而彻底绝望，而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改革。《旧唐书》本传载其到任后即革除典卖男女的弊俗，受到乡人的欢迎，又与百姓一起整治环境、移风易俗，做了不少工作。柳宗元于四十七岁卒于柳州后，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纪念。
与柳宗元堪为对照的是白居易，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出入佛老。前引《读谢灵运诗》作于他在江州任上。他在贬谪忠州时，也曾有诗云：
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身同老丘井，心空是道场。(《郡斋暇忆庐山草堂多叙风贬官以来出处之意》 )
后期又有《不如来饮酒七首》诗云：
莫入红尘老，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又如《自觉二首》其二云：
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
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以为援引，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
唐代初期的贬官制度，尚有着维护皇权、遏制腐败、整肃吏治的综合功能，笼罩着一层开明的光环。中后期则逐渐蜕化，成为了专制势力打击正直、迫害异己的手段。尚永亮教授曾经指出：“由于在封建社会中，任何政治上的宽松都是有限度的，在所谓的开明背后，时时闪动着千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严酷的专制巨影。”[12]（第 页）这于是便造成了多重的伤害。首先，它直接地伤害了被贬官员自身及其家庭，给他们的身体与心理造成深重的不幸。其次，它严重地损坏了唐代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导致的失误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其负面效应更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唐王朝的崩溃。最后，它所堆积的冤错案例成为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中深蕴的悲怆、凄凉的气质，积淀为民族的悲剧性的文化心理，从而对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1] 魏征等。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欧阳修等。新唐书。 《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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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如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元稹在同州时，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他又联想到百姓的遭遇，问道：“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这种关怀，无疑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7]（第484页）
刘禹锡亦尝自叙云：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8]（第182页）
以自然山水为寄寓者，如王昌龄《龙标野宴》诗云：
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
又如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诗云：
神明固浩浩，众口徒嗷嗷。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白居易的《读谢灵运诗》表述得更透彻，诗云：
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 ，亦欲 虑心素。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之鸣”。
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但是，从不同的
贬谪文人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格的指引下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时，曾一度心灰意冷地对友人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慄为幸，敢有他志？”[7]（第489页）然而观其在永州期间创作的诸多寓言小品，如《骂尸虫文》痛斥“淫谀谄诬”的小人如尸虫般可恨，《斩曲几文》中大声疾呼“谄谀宜惕，正直宜宣”等，讽刺犀利，感情充沛。可见其压抑下的斗志。在柳州任上，柳宗元也没有因为被移至穷僻之地而彻底绝望，而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改革。《旧唐书》本传载其到任后即革除典卖男女的弊俗，受到乡人的欢迎，又与百姓一起整治环境、移风易俗，做了不少工作。柳宗元于四十七岁卒于柳州后，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纪念。
与柳宗元堪为对照的是白居易，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出入佛老。前引《读谢灵运诗》作于他在江州任上。他在贬谪忠州时，也曾有诗云：
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身同老丘井，心空是道场。(《郡斋暇忆庐山草堂多叙风贬官以来出处之意》 )
后期又有《不如来饮酒七首》诗云：
莫入红尘老，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又如《自觉二首》其二云：
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
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以为援引，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
唐代初期的贬官制度，尚有着维护皇权、遏制腐败、整肃吏治的综合功能，笼罩着一层开明的光环。中后期则逐渐蜕化，成为了专制势力打击正直、迫害异己的手段。尚永亮教授曾经指出：“由于在封建社会中，任何政治上的宽松都是有限度的，在所谓的开明背后，时时闪动着千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严酷的专制巨影。”[12]（第 页）这于是便造成了多重的伤害。首先，它直接地伤害了被贬官员自身及其家庭，给他们的身体与心理造成深重的不幸。其次，它严重地损坏了唐代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导致的失误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其负面效应更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唐王朝的崩溃。最后，它所堆积的冤错案例成为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中深蕴的悲怆、凄凉的气质，积淀为民族的悲剧性的文化心理，从而对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1] 魏征等。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欧阳修等。新唐书。 《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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