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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之路


未到不惑之年的我,治学的时间不算很长,要谈治学经验,确实有些惶恐。但毕竟在求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近二十年,其中有些甘苦,写出来供想入学问之门的同好们参考,也许不无启发。

    一
    我生长在乡村,从小读书虽然比较用功,但课外却没有什么书读。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读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读了繁体字版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由于所读的书被撕得破烂不堪,无头又无尾,只记故事情节,不管书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学后系里举行摸底考试,我连四大古典小说的作者是何许人也答不上来,为此,没能进入快班学习。不过,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
        读大一时,我就开始每天背诵古典文学作品。先是跟着老师,讲一课背一课,因为背诵得比较快,就“超前”背诵。教材的作品背诵完了,再背诵其他选本。我采取的是反复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一天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
    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  ,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
    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
    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我比较习惯于用“比较”的读书方法,即同时找几本书来阅读,看学术界对某一个专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发现有关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记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本来早在六十年代,曹济平先生已写了一篇有关张元干生卒年的考证文章,而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去查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不过对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无知”倒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元干的兴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决了问题,自己可能不会再动脑筋了。在弄清张元干生年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二
    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
    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
 

;   在读书方法上,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他举例说:“你研究张元干,不但要读与张元干同时诸家的文集,还要读张元干前后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领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几代作家。这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只有这样,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学,又不能光是看文学,史部、子部群书也得有所涉猎,这样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学所需要的资料。于是我又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张元干身后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常为此而苦恼。曾想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

《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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