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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诗歌风格论中的一个问题


两个美的境界,他人也可能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美感联想,描述出另外的境界。清人孙联奎由司空图释“纤秾”的“流莺比邻”一句,联想到自己的审美经验,描述了一个更为具体的美的境界:
  余尝观群莺会矣;黄鹂集树,或坐、或鸣、或流语,珠吭千串,百机竟掷,俨然观织锦而语广乐也。因而悟表圣“纤秾”一品。⑿
其他的人,还可能描述出“纤秾”的其他的美境界。
    这也就同时产生了它的弱点。由于含义的不明确,在借助想像、美感联想、甚至灵感和感情去感觉它、理解它、说明它时,就常常会遇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困难。司空图有时就明显地陷入了这种困难之中。他常常说得不明确、不清楚,灵感一现,好像接触到了,捕捉到了某种形象,可是要清楚描述出来,却往往无能为力,只好说得模模糊糊,仿仿佛佛。例如,在用两个美的境界描画“冲淡”这种风格的美之后,他还想再进一步描画“冲淡”的美,说:“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冲淡得可感又不可感,仿佛有又仿佛无,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无法说清楚。又如,在用两个美的境界描画“飘逸”这种风格的美之后,他想进一步描画“飘逸”的美,说:“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已领,期之愈分。”同样是仿佛有又仿佛无,说已领会了,就领会了;若要执着地弄个水落石出,反而弄不清楚。这就多少地带着一些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这都是由这些形象性概念固有的弱点所决定的,而人们却往往将这一点归罪于司空图的唯心主义。
    四是由于它建立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对于具有丰富的诗歌鉴赏经验的读者来说,它意蕴无穷,一个形象性概念,就可以产生丰富的联想。对于一个有丰富审美经验的读者来说,说李白豪放,会联想起他一系列感情奔腾的诗的生动画面,而在一个对李白的诗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读者,说“豪放”恐怕就不易领略。因为在他的记忆里,缺乏美感联想所赖以产生的从审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生动画面。从通俗性这一点来说,不得不说是它的一个局限。

    三
    用形象性概念评论诗人风格,不知确起于何时。王逸《楚辞章句序》已有“屈原文辞,优游婉顺”之说。但这“优游婉顺”,似非指屈原诗歌的整个风格,而仅指语言风格而已,不过我想,运用形象性概念以评论诗人的整个风格,是在诗歌风格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当然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和条件。它不会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与其它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研究状况有关的,须加探索。仅就它本身说,是不是与下述两方面有关。
    一、随着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日益显示出它的特点,诗歌风格论也就日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魏晋六朝之前,我们当然有《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等伟大诗篇,但是,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诗歌的觉醒,人们自觉探讨它的特殊规律,应该说是从魏晋六朝开始。其时,在诗评中出现了不少的风格论。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实际已经自觉地探讨诗人的风格问题。他对建安七子中的三人的艺术风格,作了明确的评论:“徐干时有齐气”,“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齐气”和“壮”,就有着形象性概念的特色,而且,它已经不仅仅指语言风格了。它包括指诗的思想感情方面的特色。《三国志·魏书·阮瑀传》注引《典论》作:“干时有逸气”,正是指诗的思想感情特色而言。“壮”,近似于钟嵘所说的刘桢诗的“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也指思想感情特征无疑。刘勰论风格的文字就更多。他涉及到不同文体的风格特色,风格的时代特征,风格构成和形成风格的因素等等问题。单就他对骚、诗、乐府的不同作品、作家的风格的论述就有:朗丽、绮靡、瑰诡、耀艳、清典、清峻、雅、清、丽、清越、雅壮、艳逸等等用语⒀。这些用语,或仅指某种风格因素,或指整个风格特征。无疑,这些用语都带着描述的特色,有着形象性概念的性质,不过,他并没有明确的把这些都当作意境类型来使用,有时指修辞特点,有时批结构特色,有时指情志特征,有时又指诗的思想内容。钟嵘论诗人风格,好像开始有意借助想像和美感联想。例如,他认为范云的诗歌风格是:“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流风回雪”是一个境界,用以描述“清便宛转”的风格。评丘迟,是:“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落花依草”是一个境界,用以描述“点缀映媚”的风格。有时候,他甚至不用形象概念,而直接对风格进行形象描画,如他引用汤惠休对谢灵运和颜延之的风格的评论:“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有时候,他在形象性概念上加上直接描述,如,评江祐,是:“漪漪清润”;评江祀,是:“明靡可怀。”“清润”而加之“漪漪”,“明靡”而喻以“可怀”,不仅借助想像,而且近似于灵感一闪,可即而不可及,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
    魏晋六朝对诗歌的特殊规律从创作实践上和理论上作了自觉的探讨,为唐代诗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丰

富的土壤。于是才有司空图在诗歌风格论上的出色探讨。实际上,到了司空图,才把意境的美的类型,看作不同风格的主要标志。
    这就说明,运用形象性概念评论诗歌风格,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而这样一个过程,与诗歌的发展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是受人物品评的影响。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汉末魏初用人之际发展起来,而到永嘉玄谈之风中达到极致的人物品评,往往也采用和诗歌风格论相似或相同的概念。如:
  《世说新语(下简称世说)·豪爽篇》注引孙盛《晋阳秋》称:“(王)敦少称高率通朗”。
    《世说》称:“(敦)大将军眉目高朗疏率”。
可见,这“高率通朗”或“高朗疏率”,是同一含义,指眉目而言。但又不仅指容貌。单就容貌言,则无法疏解。显然,兼指神情。什么样的容貌神情称“称高朗疏率”,不借助想像,是形不成这一容貌神情的印象的。又如:
  《世说·品藻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称:“(王)坦之雅贵有识量,风格峻整。”
  《世说·言语篇》注引《续晋阳秋》:“许询……总角秀惠,众称神童,而风情简素。”
  《世说·赏誉篇》注引《文士传》:“(陆)机清厉有风格。”同上称:“(王弥)风神清令。”
  《世说·贤媛篇》:“(王夫人)神情散明。”
《世说·赏誉篇》注引《王澄别传》:“澄风韵迈达。”
  《世说·言语篇》注引《高逸沙门传》:“(支道林)风期高亮。”
  《世说·识鉴篇》注引《续晋阳秋》:“(褚期生)俊迈有风气。”
  《世说·赏誉篇》:“(王舒)风概简正。”
  《世说·赏誉篇》:“庾公目中朗神气融散。”
    在这里,风情、风骨、神情、风韵、风期、风概、风气、神气所指大体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一个人的风神骨相和情志特征,包括着容貌、风度、神情、性格、情志,总之,主要是指出外在形象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用峻整、简素、清令、散明、清举、清迈、迈达、高亮、俊迈、简正、融散这些概念对风神骨相加以描述,不仅有着抽象的意义,而且有着形象特征。它既带着玄谈的高度抽象的特点,又带着想像的可感的形象。例如,说到王羲之风骨清举,即使人想到他志行的高洁,也使人想到他潇洒的容止风度,想到他“飘如游云,矫若惊龙”⒁的形象。说到“神气融散”,不仅使人想到对待人生对待事物的平和、旷放的态度,而且很自然的会想像起洒脱的风度和某种随随便便的行为。又如,“峻整”的“峻”,本来是形容山的高削的,用以形容情志,就有刚直激烈的意思。刘勰说:“嵇志清峻”,钟嵘说嵇诗“峻切”,刘熙载说嵇诗“峻烈”,“峻”,就者包含着刚直激烈的意思。不说“刚直激烈”,而说“峻”就给人以一种联想,从高耸削直的形象或急促的旋律,联想到刚直激烈的情志。说王坦之“风格峻整”,不仅可以想见他刚直严正高洁的品行,而且可以想像他的神情。
    在人物品评中运用想像和联想,有时表现得非常突出,如:
  《世

《我国古代诗歌风格论中的一个问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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