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

匠的罗曼史》、《在水煎包子铺里》、《抱玉岩》等小说得到了再现。作品的模式化，是由作家的思维定势造成的。中国人，原本习惯了按限定的框架去思想、在祖传的桎梏中用情、按统一的口径表态。写出的作品，当然是模式化、甚至公式化的。改革开放多年来，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松动、越来越活泛、越来越趋新求异，这种自发的趋向性，使文体模式，不知不觉地消弥了。 

下面我们来谈爱情的类型，那理想化→世俗化→商业化的嬗变趋势。《归宿》中，陈慧芳无怨无悔地等待杨剑平２２年：《土壤》中，辛启明心中时时刻刻装着黎珍，再容不下别的女人；《墓场与鲜花》中，朱少琳不惧生活困苦与政治迫害，千里跋涉来到陈坚身边，与他同甘共苦；……这种理想化的爱情，能克服所有艰难险阻、粉碎一切阴谋诡计、不惧任何外界压力、顶住全部煽动诱惑。它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的。这种爱情，具有政治上的抗争性和道德上的示范性。主人公的人格，给人以力学上的崇高感。当然，这样地将爱情理想化、永恒化、绝对化，也就千篇一律化了。大多是以“克服重重障碍”来体现爱情的力度；以灵魂龌龊者（《高洁的青松》中身为编剧的母亲、《复婚》中老局长的后妻小郓、《失去了的爱情》中的汪子扬、《归宿》中的吴志明等）反衬情操高洁者。于是，就整体性的价值判断而言，不免因“雷同”与“重复”而“丢分儿”。下面我们来谈“世俗化”。爱情的“世俗化”意味着它失去了对于客观现实的超越性。在《浪漫注解》中，作者潘向黎转述男主人公的恋爱态度：“要了解对方，要让对方了解自己，要沟通，要表现，要揣摩，要竞争，……恋爱是件累人的事，他没有这份斗志了。”高潮（《不麻烦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也声称：他要的是“不麻烦的爱情”。当代爱情的身历者，缺乏爱情本有的冲动性与爆发力。他敲门，不见通常的回应，他连敲大点声的火气都没有，当即抽身而去（《不麻烦的爱情》）；他在电话中约你会面，你不答应，他连“为什么”都不问一声，就无所谓地放下电话（《绝非偶然》中何丽英所说）。正如麦星（《绝非偶然》）所说，在爱情问题上，“中国的男士大多知难而退”。由于没有足够的激情点燃动力机制，当代都市人谈恋爱都打不起精神来，无力追求异性伴侣。于是，恋爱过程，那最有热情、最富诗意的一段人生旅程，被认为是一套太麻烦的手续。世俗化的爱情，有很多附加条件。空间距离不可太远（《天山深处的“大兵”》中，只因那“大兵”生活在“天山深处”，离首都太远，即将为“女士”身边的“小白脸们”所挫败）、时间距离不可太长（《勿忘草》中做丈夫的小余、《悠悠东流水》中做妻子的范小玲，刚返城时，给配偶写回的信还情意绵绵，时间一长，旧情就淡忘了）、身高不可低关键的一厘米（《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因丈夫偏低，就受尽了流言蜚语之害）、也不可有哪怕是很微小的生理缺陷（《斗二闲话》中的斗二因其吊角眼、《山道弯弯》中的二猛因受伤后的跛足，都使他们在择偶中处于劣势）……这些说明，爱情已掺了假，掺进了俗欲、杂质和邪念，不再是纯洁而又真诚的了。世俗化的爱情，往往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变成了权衡利弊、运筹心机。在池莉的《不谈爱情》中，为了将庄建非这“最佳未婚夫”牢牢抓住，给本家族带来实利和荣耀，“吉玲全家进行了几轮磋商”，深思熟虑地制定策略，每人都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有意制造假象来迷惑庄建非。婚恋竟包藏着这样多的谋略和心计，这样促成的婚姻，即便不能说是“爱情骗局”，至少也是令上当者难以拔出脚的“爱情泥沼”。这样促成的家庭，婚后感情自然会降温，或因一再的口角、冷战而导致情感的冷漠状、麻木态。夫妻之间，也就是一对生活搭档而已。这被叫做“柴米夫妻”、“市井夫妻”。而且，正像《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一地鸡毛》等所描述的，由于经济困窘、物质匮乏，必沦为“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局面。《一地鸡毛》中，不就因为一块放馊了的豆腐而争吵不休吗？好在这类夫妻肯将就、能凑合，勉强维持着这索然寡味的家庭生活，造成中国婚姻“低质量，高稳定”的状态。上述爱情可称为“准爱情”、“俗爱情”。总之是不够尺度的爱、不曾达标的爱、不上档次的爱。这类爱情小说，显示出“规避崇高，认同世俗”的共同倾向。最后该论及爱情的“商业化”。在商业社会，爱情的主要类型，有“享乐型”、“交易型”、“轮换型”、“虚假型”、“骗局型”。在“享乐型”的爱情经历中，人们（《荒山之恋》中的那一对在荒山上交合的野鸳鸯、《小城之恋》中膘在一起练功的那一双情侣、《废都》中的庄之蝶、《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中的柯智雄和商晓燕等等）享受着官能的快感、陶醉于肉体的欢娱。而且，他们的肉欲享受，往往是快餐式的。不用长期恋爱，毋须建立家庭，邂逅相逢、偶然结识，有时甚至不知对方姓甚名谁，就已宽衣解带完事儿了。如此地快捷、便当，真是省时、省力又省心。性爱的“交易型”：像《岁月无敌》中简松与他的情妇们，就属这类关系：简松提供“爱情”，女人们提供居室、热水和饮食，彼此交换条件。“轮换型”指的是，暂时占住一个性爱伴侣，何时发现条件更优越者，更有利用价值者，立即实行“爱情跳槽”。商晓燕对柯智雄（《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冯滨对朱婴（《此情不再》）、彭海洋对黄围围（《无人倾诉》）等，皆如此。而且有轮换周期缩短的趋势。“虚假型”的爱情也有不少例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田根才无意间得知了达弟那显赫的家庭门第，却假做不知，似乎完全是为达弟个人的魅力所打动，热烈地献起殷勤来，出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爱情戏。在《把艾仁还我》中，当代都市人似乎是做假做惯了，连情感也本能地做

假。那艾仁，明明厌恶女人，却下意识地讨好她们，滔滔不绝地向她们的耳中灌入甜言蜜语。至于“骗局型”爱情，也颇不少见。我们在《错觉》中可以看到：有些冒充商品推销员、水暖修理工的爱情骗子，走街串户，专门骗单身女子。而有的单身女子，因为太寂寞，竟甘心让他们骗。如果这种男人算“游方式的爱情骗子”的话，老杨（《冬至》）可看做“坐地式的爱情骗子”：他自称“未婚”，把冰琦哄到手后方摊牌，令冰琦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文学从张洁等人的“建立爱情信仰”，发展到池莉等人的“解构爱情神话”，再到张欣、张梅等人的“揭穿爱情骗局”，在文学中，爱情从赞美的对象，逐渐变成了揭露的目标，经历了一个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 

我们以尽量简略、一带而过的方式，对当代爱情小说其它历时性变化，做一下扫描。作者们抛弃了廉价的乐观主义，趋向于严格的现实主义。爱情褪去了梦幻般的玫瑰红色，消弥了诗情画意，失去了浪漫主义情调，显出了低俗的灰色。大家变得对爱情的期望值不高，情感投入量也不大。作品的主题从“发现人性之美”，发展到“强调人性之俗”，再到“突出人性之恶”。创作主体态度的变化，使作品呈现出从“主观战斗性”向“客观描述性”转变的趋势。婚姻的纽带，不再是男女两造情感的一个死结。它越来越活络，越来越松散。家庭的稳定性，也因此而呈依次递减之势。当代人选择的婚恋，正由难度高向难度低下滑。———也许因为人们已失去了进行抗争的人格力量。还有，择偶标准随时间延伸发生的调整和变动，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动。“性描写”作为文体中的“含金量”，随阅读需求的不断变化，而上下浮动。爱情小说中情感的变化，从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等事物的一般规律，到顺应爱情的特殊规律，再强调偶然性，以“无规律”为爱情发展的“规律”。 

有人可能会说，爱情小说那一切“历时性变化”，是因为爱情人生本身在发生着“历时性变化”，是由文学的反映论性质造成的。我们要说，反映论只会有再现生活时的“客观准确性”，不能造成“主观差异性”效果。“客观准确性”是相对的，“主观差异性”才是绝对的。同样写“５０年代人”的爱情遭遇，宗璞（《红豆》）对政治色彩略有区别的爱情，不持补救的态度，而是判以死刑。而王蒙（《恋爱的季节》）对周碧云与舒亦冰之间，那政治色彩同样有所差异的爱情，倾注了多么大的同情！叶文玲在《无梦谷》中，也不再像《归宿》、《月食》、《天云山传奇》那样，将爱情理想化。当楚汉被打成“右派”发配河南后，他的恋人佟璇，并非矢志不渝，反而暴露出性格的软弱和意志的薄弱。她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噤若寒蝉。当楚汉的妹妹楚涧来探望她时，她在人前竟不敢提及楚汉一个字！后来，没撑多久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而且是嫁给她一向轻蔑而又厌恶的、陷楚汉于绝境的郑挚。以这种行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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