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论语》除了记载夫子言论的纯语录体外，还有一些篇章大量地载录了人物的对话，可以说，比较集中地以对话形式入文，在散文史上始于《论语》。《论语》中不乏四子侍坐那样情趣盎然的场面和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那样耐人寻味的片断，在这些简短的对话单元或叙事片断中，作者往往对具体的语境稍作记叙，孔子那些散发着哲理光辉的话语，就成了有类于后世所谓的“文眼”、“诗眼”；而且由于具体的语言环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徵圣》），更能以简洁的语言传神写照，表现出人物的神情语态，显示出人物的性格。林庚认为，《论语》中的片断对话，“并其言行而记载”，从而“在散文上乃正以能写出对话者的神情见长”，“神情活现地表现出了每个人的个性与思想感情”，“《论语》正以此乃成为绝好的散文”。[20]游国恩认为，《论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这些对话语言既“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又切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因而“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21]林坚认为，《论语》在哲言睿语的记叙中，“往往穿插记叙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断，甚或是无关宏旨的小事，闲中着色，为文章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同时又有助于丰富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可亲可近，跃然纸上”，并给人美的享受，“使文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在先秦散文中尤显得难能可贵。”[22]谭家健认为，《论语》“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谈时，总是力求如实地反映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23]曹文星认为，《论语》中一些片断场景的描写，或静或动，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其特点一是细腻入微，往往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把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相互关系活画了出来；二是严密准确，具体的“事”为“言”规定了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意旨。[24]梅俊道认为，《论语》中的人物在叙述自己的理想时，常常通过一些具体的片断场景，“创造一种诗情画意般的意境”，“以景抒情，移情入景，情景交融，诗意翩翩”，“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25]实际上，由于对话体所形成的具体场景，因此使《论语》的语言具有极强的抒情色彩与艺术感染力；在与各色人物的或融洽交流或冲突磨合中，语言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使语言成了人物形象、性格的自我表现。正是这些充分显示了《论语》的文学特征与散文艺术成就。
二、人物形象研究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门徒问学论道、探讨社会人生的真实而传神的记录，其“论纂”者没有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自觉意识，但由于他们十分熟悉所写人物的一切，又能设身处地写出人物的活动，不经意中表现出人物的个性，活跃着一个个生动饱满、具体可感的形象。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是20世纪《论语》文学研究的重要创获之一，也是确认《论语》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百年中，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又大致上集中在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形象特征和表现人物的手法两个方面。
在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人顶礼膜拜的孔圣人光华耀眼，“打倒孔老二”声浪中的孔丘又似乎凶神恶煞。世纪初的学者无论对孔子及其儒学的态度如何，但孔子是人不是神已成为共识。梅光迪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将孔子描绘成一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品格高尚、充满人情味和幽默感的君子。鲁迅在发表于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则描画了一个“活着的时候颇吃了苦头”的孔子形象。[26]这些对孔子形象的“近真写照”式的形象“还原”，为《论语》人物形象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刘大杰在出版于1941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对《论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论语》的不少段落里，“写孔门师弟的形象，都各有他们的特征”，并以《先进》篇的《待坐》章为例，指出：在这段“具有文学意义的记事文”中，“不但写出了孔门师弟闲谈时的活泼从容的气象，而且从各人的谈话中还表现了不同的性格”，子路率直中有浮夸，曾点活泼中显潇洒，孔子“态度亲切，思想明智，胸襟开阔”。[27]胡念贻认为，《论语》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主要在于成功地刻画了孔子这个人物形象。文章指出：“这部书所写的人物，都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表现一个人物为中心的著作，这是第一次出现”，“《论语》里面所写的孔子的形象，还是相当丰满的”，“《论语》中对孔子形象的描绘，它的动人之处……是在于它通过孔子生活中，一些具体事件的描写表现了他的性格”，其方法有三：一是用静止的描写作细心的刻画，二是通过生活中一
些具体的事件表现他性格的丰富复杂，三是通过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关系以及与一些隐士或不同众流的人的交往中作细腻真切的表现。胡文还认为：这部书对众多人物的各自的性格作了生动出色的描写，但“这一大群人物形象的写出，主要是为了衬托孔子的思想和他的人格。”[28] 文章大处着眼，细处着手，论述充分，颇有说服力。吴景和认为，《论语》“所描写出来的孔子形象，按照其性质来说，是个喜剧角色。”这一角色的成因是“孔子追求的目的与历史发展的不协调”，“他做了一件最滑稽可笑的事情时却像演着悲剧那样严肃”，“作者很善于通过行动写出孔子这种复杂的精神生活”，“写人叙事时，重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描写”，因而是“当之无愧的传记文学的祖型”。[29]所论颇具特色。尹建章也对此进行了精到的分析，认为《论语》通过展现人物性格充满生活气息的具体环境、描写仪态容貌和动作以及委婉曲折的故事情节，呈现了“面貌清晰，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而描写人物“主要采用客观抒情的方式，即用人物自己的语言直接抒发各自的喜怒哀乐之情”。文章在肯定其文学性和“近似文学作品的写法”的同时，提醒人们要注意《论语》与纯文学作品的区别，一是限于真人真事，“不像其后的纯文学作品那样，对生活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加以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二是零章碎节，互不连贯的记录形式，使“人物思想性格没有发展演变的过程”。[30]立论较为稳妥。曹文星则认为，《论语》“以实录的现实主义手法，用抒情的笔触，塑造了孔子的艺术形象”，“透过孔子形象的塑造，最大限度地反?沉艘恢炙枷耄?恢中拍睿?恢值赖拢?桓鍪贝?保?⒁?冒投??说幕笆恰坝米钚〉拿婊??说乇硐至俗畲罅康乃枷搿保?虼耍?髡呷衔?骸啊堵塾铩肺抟墒堑湫突?挠判阕髌贰薄?31]观点亦有特色。
在对《论语》人物描写研究的同时，研究者还对其与后世叙事作品的渊源关系作了探讨。谭家
《20世纪《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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