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现代：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嬗变

摘要：本文通过检视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演进，揭示出当代中国研究中也存在一种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嬗变。这种变迁正在导向后现代阶段，这集中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由二分对立式框架向三分互动式框架的转变；作为晚期现代性的后果，框架所隐含并不断积聚的风险越来越大等方面。

"国家与社会"是西方政治社会学一个由来已久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现代化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话语题域。这一分析框架长期以来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的重要分析框架，乃至"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就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赵文词，1999）在1999年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讨论会上，赵文词就根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不同看法，将自1950年代后期始到其时止的40多年中的研究分为前后相继的五代或五个阶段（赵文词，1999）　。这种理解当然不仅借助于研究者的想象力，还要依赖于当代中国具体的社会现实结构的演进。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既是作为一种对应于学理分析的解释框架，又是作为一种对应于实体建构的规范框架，尤其对于其中作为"社会"一方的"市民社会"而言，正如邓正来所说，"市民社会之于中国论者的这两种资源，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紧张。正是对这种内在紧张缺乏足够的知识自觉，导致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研究中的种种问题"。（邓正来，1998）本文即主要依据此一框架在学理和析分手段的意义上探讨其自身整体结构的演进脉络，而现实的实体建构仅是此一框架背后的参考坐标。

一、框架范式的历史脉变

"国家与社会"是近二十年来盛行全球的一股社会理论研究路径，从学理上而言它是对以前流行的"国家主义"范式的批判回应，而其研究脉络（context）可溯及洛克与黑格尔，但后两者对"国家与社会"的不同理念则决定了在此分析框架的名义之下长期以来至少存在两种主要的亚模式。

遵循洛克一脉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强调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国家只是总体来说社会个体形成契约的结果，其中隐含的先设前提即是社会与国家的对立、社会制衡于国家（虽然在洛克的观念中这两者的界划并不总是清晰可鉴），于是其后续传承中的孟德斯鸠便以此为深层理据提出了分立自治与相互制衡的学说。而黑格尔这一市民社会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则与此迥然相异，他从市民社会的厘定与机理分析入手，发现了市民社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更确立了"市民社会"在他所构设的"绝对精神"现实伦理实体中的中介环节这一重要地位（黑格尔，1961：41），而由此环节向上，"由于观念的普遍性在市民社会中是一种盲目、自发的过程，所以黑格尔必然要否定观念的外在性，而达到自由的过程。"国家"作为黑格尔进一步的逻辑批判担当起了这一使命。"（田佑中，1999）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高于市民社会的逻辑环节。当然，"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并非是对现实生活中实体的指认与建构，而毋宁说是黑格尔为凸显其"绝对精神"的逻辑发展阶段与对市民社会进行超越而设置的一个逻辑环节，如果我们理解黑格尔所说的--"现实性始终是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如果这种统一不存在，那种东西就不是现实的，即使它达到实存也好"（黑格尔，1961：280）--再来理解他明确指出的，"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黑格尔，1961：253），"国家是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在其中完成巨大统一的那种伦理和精神"（黑格尔，1961：43），就不会因此像以前大多数人一样误读黑格尔的国家观，包括马克思早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简单人本学批判（贺麟，1961）。黑格尔的"国家-市民社会"框架不同于洛克的二元分立式结构，而采用了上下双层式结构，即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框架（这一结构形式深深影响了后期的马克思，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中内在社会实践逻辑的指认，颠覆了黑格尔基于伦理的"国家-市民社会"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将头足倒置的黑格尔翻转过来）。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种框架结构后来还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变形，那就是哈贝马斯所依循的"国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三层结构论。哈贝马斯从原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中析分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也有学者将其指认为"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黄宗智，1999），而在我看来，"第三领域"的理解有可能将哈贝马斯所意欲建构的三层结构框架篡改为国家、社会、第三领域并存的三元结构框架。实际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一方面根本未严格界划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外形成第三者领域，他明确澄清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哈贝马斯，1999：1）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绝非一种等同于"国家"和"社会"有实体性质的领域为依托的概念，前者的概念所对应的，准确地讲是一种"空间"（space），它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这一场域并非实体，但却同样客观存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哈贝马斯，1999：170）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公共领域发展成为"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的中介场所（setting）。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的重大意义在于他注意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趋势，并致力于明晰这种互动机制，以及他将原本具涵"私域"与"公域"两种功能的"市民社会"，拆解为"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整个分析框架结构更加复杂，但功能却更趋专纯与整合。

很有意思的是，与此相似，洛克一脉的分析框架范式发展到近代时，也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变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从"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视角得出的三元分析框架（确切地说，贝尔是从黑格尔-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作为始基性研究范式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尤其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这一观点明显带有马克思的烙印。但随着他研究的深入，更当他将"文化"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中单独抽离出来并"得出三项各自不同的独立范畴"（贝尔：1989：11）时，贝尔走向了洛克一边）。贝尔将原有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改编成"政治-社会结构-文化"三元分立的解释框架。在贝尔那里，"国家"隐缩为一种政治机制或政权，而"社会"则体现为由技术与经济所决定的社会结构，"文化"则被描述为充满矛盾的"现代主义"的后果（与哈贝马斯相似，贝尔在"文化"的视角上更多地集中在公众领域，同时，在"文化"这一极具特色的框架子项的研究中，贝尔还受到了韦伯、桑巴特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三者的关系上，贝尔并非认为它们是依照一以贯之的原则构建的统一系统，而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他指出，"我认为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主要是技术-经济部门）、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相加而成，这样才能更合理地分析其中情况。"（贝尔，1989：41）论文走向后现代：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嬗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当今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所展开的研究，虽然有时并非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却都或多或少地从根本上遵循于上述这些模式。(L=b/A~ei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