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学派纵横谈

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无不开始从批判性的立场涉足传媒研究，从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传播现象，从而形成一种交叉态势和一个全新领域。而这个领域也就是传播学批判学派赖以生成的学科土壤，正如当代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诸多触目惊心的弊端是批判学派赖以存在的现实土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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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丹尼尔·贝尔为例，这位美国学界的重镇、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曾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一书开启了信息时代的理论。1976年，他又在该书姊妹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包括大众传播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他在论及当下这个“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享乐主义时代时，还捎带着对麦克卢汉及其惊世骇俗的传播理论做了揶揄和批判?②。贝尔认为，麦克卢汉的学说包括其广为人知的“地球村”理论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他所说的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的比重变化，在贝尔看来确实隐含着“真正严重的后果”。比如，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
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然而，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③
类似贝尔的这种言说，在诸路各领风骚的学界诸侯那里可谓俯拾即是，仅其荦荦大观者就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裔，如哈贝马斯：法国结构主义及其流变，如以符号学著称的罗兰·巴尔特和以“知识考古学”闻名的福柯；后现代主义，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思考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后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建构；后殖民主义，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对“东方学”或译“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透视和斯皮瓦克(G.C.Spivak)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思，等等。这些学界大家各以开宗立派的理论对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在传统的经验学派之外开出一个全新的、开放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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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来，我们不妨将批判学派分为广狭两义：广义的批判学派是个包罗广泛的开放领域，而狭义的批判学派才是专门从传播学的学科角度从事研究的流派。当然，两者之间均以“批判”(critical)为旗，事实上“批判”也是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与常见术语。所以，它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无法截然剥离。
三
迄今为止，传播学批判学派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路数(approach)。
其一是政治经济学。此一路数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意在拆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公正、多元化、新闻自由等等。这方面以1968年成立的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最有影响，其中G·默多克(G.Murdock)、P·戈尔丁(P.Golding)、J·哈洛伦(J.Halloran)等人的研究向称典范。另外，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的工作也值得称道。这里仅以“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为例略做解说。
1970年，哈洛伦等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曲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本来，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组织有方，秩序井然，只有极少数的参加者后来去了美国使馆，与警察发生了一点冲突，导致个别人受伤。“然而，英国的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报道的焦点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的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④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的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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