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比较研究

本文所说的“西方”，是一个特定化了的概念，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包括西欧各国，而且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日本等国。限于篇幅，本部分主要以英美法德日等国为对象，考察政治竞争的有关问题。
一、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历史条件
政治竞争起源于西方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近代西方经济、政治及文化全面转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制度的建构都是当时各种社会背景的综合产物，不管这种背景是属于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自发的或外化的。” 政治竞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条件不仅是政治竞争产生的条件，也是非西方社会移植政治竞争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经济因素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必须从经济中去发掘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的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曰发展政治学及其代表人物诸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李普塞特等亦充分注意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实证方法通过统计资料对欧美国家政治发展研究后揭示出一个历史事实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用达尔的话说，就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一般的竞争政治，尤其是多头政制中的竞争政治的出现率有密切的关联”， 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则产生竞争政治的概率就越大；反之，经济发展未达到一定水平时，则这种概率就越小。
从根本上说，近代西方政治竞争的产生正是缘自经济发展的推动，确切地说，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西方国家是内生型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工业革命促进了这些国家迅速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海外殖民扩张不仅增长了物质财富，而且大大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状态，使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成为现实。市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逐步脱离了国家的控制而取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国家不再无限制地干预经济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不允许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须的范围内。” 一个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正是政治竞争产生的基础性条件。（2）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会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集中体现为各个集团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政治竞争是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代替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3）市场经济内含自由和平等。市场经济的独立发展完全是以等价交价为原则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第、权利、民族、国家、宗教之间的差别，而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交换的惟一尽度。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无论是画家的劳动还是樵夫的劳动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个阶层和集团都有竞争国家政权、参与国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所以，“政治竞争从原则上说来，是经济自由和政治平等权利的逻辑结果，是从人们享有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中引申出来的。”
（二）政治因素
从政治因素看，政治竞争的产生与代议制、政党制、选举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代资产阶级原本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受压迫阶级，他们对专制、暴政有着强烈的恐惧。在用暴力摧毁封建政治结构之后，资产阶级不是用更为落后的制度取而代之，相反，资产阶级深知，统治只有借用人民的名义，才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因此，资产阶级在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时，始终坚持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防止专制和暴政，二是发展民主。就前者来说，西方国家建立了权力分立与制约的机制，对防止权力专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后者而言，鉴于现代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行古希腊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资产阶级建立了代议民主政体。历史地看，代议制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最初，议会只是一个供国王咨询的机构，只有一个等级：贵族。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深入，议会的成分不断扩大，扩大到包括一般的平民；其权力也不断下移。正如顾准所说：“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不断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 一方面，议会将直接民主体制下人民的无限权力缩小到不充分的权力，人民不再拥有直接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极少数公共事务除外），而是将其权力委托给其代表行使。另一方面，议会又成为各阶级、各阶层和平斗争的舞台。议会以多样性和不同政见为基础，在议会中，代表同一阶层或利益集团的议员自然结成政治派别，最初，这些派别主要力争成为议会多数，以使他们的政治主张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执政者赶下台。于是，这些政治派别最终走出议会发展成为政党。政党是自由结社的产物，它是“在政治空间展开‘共同竞争’的组织（在‘竞争’与‘对抗’中表现存在的根据和生命源泉）”，“他们吸收和动员游荡于政治领域的各种利益及思想，并试图以这种力量为依托去夺取政治过程的持续支配权。” 政党始终以控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争夺国家权力为目标，离开了国家权力，政党几乎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当然，政党并不是以武力夺权，而是在选举中夺权。所以，政治竞争与选举活动密不可分，“甚至说，选举制造成了竞争性政党制度也许不算过分。围绕着议会或总统的选举，各政党才有竞争的目的、竞争的理由和竞争的内容。”
（三）文化因素
从文化因素看，政治竞争与近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世俗化，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曾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当神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宗教领袖和政治领域相分离时，世俗化就出现了，因而，政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于宗教的僵化教条主义，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强度。” 简言之，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指政治不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成为全民和全社会的共同事务，政治也不受神权的控制而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以及形成的与此相适应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是欧洲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时期。中世纪的政治文化是融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于一体的神权政治，与这种神权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权政治论，整个社会都拘伏于神学政治的囚笼中。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在这种极其独裁与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广大民众不仅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而且被驯服为一种政治动物。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神权政治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的思想家们在意识形态中开始向神权政治发出挑战，从而启动了近代的政治世俗化进程。先是发端于意大

利并进而波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继之而起的思想启蒙运动都形成了对神权政治的强烈的冲击波。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杰斐逊、潘恩等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不仅抨击了神权政治，抹掉了笼罩在封建专制制度上面的宗教蒙昧主义，而且论述了国家、政治社会、政府和法的起源与形式，使国家、政治、法律等问题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决定性地把政治推入了较高的世俗化时代。在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都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和选举的权利；在政治结构方面，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拥有较高的权威，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其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而且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政治的平民主义时代的到来，人民不再是专制体制下的被奴役对象，而是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兴阶级的崛起，代议民主制的建立及政党的成熟，以个人权利、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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