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扎扎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是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宗秦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可见两汉诗歌创作的主流，仍然是继承「十五国风」传统的「乐府」民歌。  

三，诗歌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社会动乱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底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中古时期文人生活·文人与药》）他认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觉，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时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发展史上尤其如此。这不奇怪，也可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说解释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著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这些人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时代为什么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样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原因的。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讨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鲁迅说，「思想通脱以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可见要实现变革创新，是需要「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汉代及以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地位也是低贱的。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鲜明主张，使文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家艺术家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东汉末年，本有「月旦评人」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生活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举荐制度的基础。曹丕作《典论·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分析，进而对当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创之作。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虑，但是后代认为他的批评没有丝毫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倒是中肯、公正、态度也满亲切的。后来继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品评高下，评论优劣的著作，对当时以至后世的文艺繁荣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可见繁荣文艺永远需要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后人看来，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的束缚，但心里面横亘了佛学所谓「生死」，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

　　　奄忽如飙尘」；

　　「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

　　「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

　　「四时更变化，

　　　岁暮一何速」；

　　「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

　　　……

　　所谓「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