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
据说钱先生对《宋诗选注》并不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比较以后还算宽松，但是苏俄文艺理论已借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评论的观点」，在古典文学界声势浩大的传播开来，钱先生虽然无奈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小心地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模式和用语，但是这本1957年刚刚完成的东西，在1958年就被拔了「白旗」。至今看来，这册薄薄的《宋诗选注》不仅编选眼光独特，而且序言和注解都别具一格， 被近些年来海内外的宋诗研究者奉为圭臬。
钱先生还对宋代的基本状况作了这样一番提纲挈领的形象评论：「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这个『后三代』有点象『金三品』或者『诸葛三君』那样，是把铜去配比金子和银子，把狗去配比龙和虎。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
如果不拿同一把尺子衡量历史，我们会发现各个朝代的优胜劣败原因不尽相同。汉唐盛大之际，周边谈不上有强敌，而宋代开国伊始，就面临北部和西北部民族建立的国家辽、西夏、金、元的轮番冲击，尽管纳币称臣，终不免国破家亡。所以有宋一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但谈起来总不免使后人摇头蹙额，痛心疾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邓子琴《中国风俗史》也以宋为「士气中心时代」的发端，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后，社会、国家所以赖以维持不坠者，厥为一般士人之气节、做人之风格。」
从大文化史角度看，此说不但很有道理，而且至为重大。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先有藩镇割据，后有五代十国，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国势遂一蹶不振。于是有韩愈倡导儒学，自“古文运动”
而上溯儒学道统，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又有二程、朱熹以书院讲学，补济科举教育之偏颇，使中国文化得以体系性的延续和复振。而白居易出入佛道儒，通达性理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对宋代及后世文人影响也极为深远。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流思潮的佛道儒“三教”也由北朝开始的“论衡”制度，经过较量融通，而在宋代实现了“圆融”。所以唐人尽可以潇洒，而宋人想潇洒也却潇洒不起来，只有以“达观”的面貌退而求其次。他们之所以好“讲”，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文化磨合和复兴所必经的思辩。宋儒以“理学”著称于史，能够以讲究“词章义理”的“宋学”，与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抗衡，靠的就是这种水磨功夫。
有人说，诗已被唐人做完了。后人如果不甘心，只有另僻蹊径。宋人也确实这么做了。他们一方面是“以文入诗”，开辟了“诗讲”一途，把诗歌当成文章来做；另一方面“玩潇洒”就另找方式，于是聪明地选择了唐五代看作“诗余”的小玩意儿“小令”，把它拿了过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而且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这就是名垂后世的“宋词”。既然有了宋词，我们似不必苛责宋人在诗歌上的絮叨了。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掌故，这就「乌台诗案」。北宋积弱，于是有「王安石变法」，也是改革积弊，力图振作的意思。王安石可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把自周公设礼以来「敬天法祖」的大文化设计都抛在一边，可见决心和勇气。至于他变法的成败得失的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当时不同意见自然不少，吵得不可开交了，于是出现了「党」，当时是「君子不党」的「党」，叫「朋党」。主张变法的执政派自然是「新党」，反对派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一刮塌子都被算作了「旧党」。「党员」的名单，是在他们倒霉的时侯，由对立面指认，用石碑把名字刻在上面的，不管参加活动，交纳「党费」与否，全然没有现而今因为功绩或功德，才能被「勒石纪名」的那般风光。
「乌台诗案」的受害者是鼎鼎大名的诗人苏东坡。「乌台」是负责官员监察工作的机构御史台的别称。苏轼不同意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被目为「旧党」，追究他的舒?在皇上面前「锻炼」罪名时，说他「盖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无食盐』。其他触物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可怜苏轼才高八斗，无奈得如此生拽强咬，何况还有酷刑伺候着呢？只得一一交代作文篇目和过从友人，「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衍，甘伏朝典。」这真是后世“坦白书”，“认罪书”一类文字的早期代表作，写过这一类文字的，很可以引坡翁为同调。平反以后苏轼曾回忆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又有《赠孙莘老》诗曰：「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大概是「莫谈国事」的最早样板。这种拉扯时事作为写作背景的办法，是把孟子「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世」说反用之，现今的读者不会觉得陌生。这为后世开了一个及其恶劣的先例。王安石「新党」的主要继承人便是《水浒传》里出了名的恶棍蔡京、童贯等辈，他「改革」的流产原因，也就不问可知了。
六，模仿和创新
宋代以后的诗歌，更象一条人工运河，稳妥规整，顺直平坦，浩浩荡荡，沿着前人的定式流淌着，流淌着。却没有了激情澎湃，浪涛汹涌，尽管也想摆脱创新，但无论明人「宗唐」、「宗宋」之辨，还是清人「格调」、「性灵」之争，都象是河中偶尔出现的涟漪，顶多不过是个把漩涡，新鲜的思想和素材打这儿经过时，不过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又稳妥顺直地流淌下去了。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可以因此指责说，这一千年间的文人都是无能的，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在另外的领域大放异彩，这就是接续宋词以后的元代散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不过由于旨趣既多，难免不够专一，就象照像中想收入镜头的东西太多而散了焦，又象一个人既要双手不停地劳作，又舍不得抛弃背负的祖先流传珍宝，自然谈不上专一。明朝人袁宏道因此悟出应该「扬长避短」，反对复古拟古，主张创新变新，他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
《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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