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步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与新闻媒体之关系
商人还需履行一种特殊的义务。幕府允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前来通商，作为条件，两国商人需定期提交一份海外情报，合称“唐兰风说书”。当时的荷兰商人是根据本国与其他西洋国家出版的新闻纸，从中选择自认为重要的事项写入“风说书”的，因此可以说日本很早就与西洋新闻事业发生了联系。
日本步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与新闻媒体之关系(第2页)
重视对外情报不仅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心态，而且，最终会反映到决策水平上来。因为“风说书”，幕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如鸦片战争、柏利来航等，由此得以作出相应的改变。以鸦片战争的情况看，由于邻国也曾是榜样国的清朝败于英国，幕府震惊之余，放弃了1825年的“异国船打令”，开始给外国船只提供燃料、水、食物。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德川幕府却逐步在增加其应对的主动性。1811年，幕府设立“蛮书和解御用挂”（天文台译局），征用兰学者从事翻译工作，同时将“风说书”中的大事件的告知范围稍加扩大。
二、明治新政府的新闻对策
1867年至1868年间，日本一度出现了并存的两个政府，即京都的新政府和江户（东京）的德川幕府，舆论界也判然分成尊王派和佐幕派，从内容上看，佐幕派的新闻还要略胜一筹。但当时的形势是幕府军节节败退，最终江户城被接收。与此同时，新政府实施了“官许制”，一些攻击西军的报人锒铛入狱，佐幕派新闻很快荡然无存了。但是，新政府并没有把幕府时代的一切全部推倒重来，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大致确立，新政权的不断巩固，新政府更感于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近代化事业之艰巨繁复，急需新闻媒体之配合，同时也多方大力扶持新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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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促进策
明治4年（1871），新政府重新制定了“新闻纸条例”，与明治2年的“印行条例”相比，新条例突出了新闻纸的启蒙的功能。新条例认为，新闻纸应以“开启民智”为目的，应多登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不必局限于惩恶扬善的说教，一些西洋器具的介绍也可开阔眼界，引人喜新向上。报纸的版面还可活泼一些，某些虽无甚益处但只要是无害的“杂谈”、“谐谑”，也可见诸报章。此外，还强调新闻文体宜浅显易懂，应避登“奇字僻文”，这种来自政府对于读者阅读能力的关心，反映了近代化事业也迫切需要不属于知识阶层的一般庶民的参与。也就在这个新条例颁布的前后，一批拥有政府背景的报刊陆续出版了，如《海外新闻》、《横浜每日新闻》、《新闻杂志》、《东京日日新闻》、《日新真事志》、《邮便报知新闻》等。此外，一些地方报刊也在府县厅的保护下得以出版与发展，如《京都新闻》、《日注杂记》（广岛）、《大陂新闻》等。这里所说的“政府背景”是指政府官员的参与方式，他们或作为策划人，或给予劝奖，或是某报的后援者，或直接创办。木户孝允是明治新政府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明治4年，他出“金十两”，让其幕僚山县笃藏发行《新闻杂志》，创刊号上极言求知之重要。该报还着力宣传废藩置县论，俨然成了木户派的喉舌。条野传平等三人在业余时间创办了《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以下简称《东日》）。
还有更进一步的办法，那就是政府购买。明治5年3月，一纸盖有“井上馨”大印的大藏省第47号令，使《新闻杂志》、《日报社新闻》（即《东日》）、《横浜每日新闻》三报蒙承特典，此令明示为“新闻畅达，智识进步”，政府将购买三报的一部分。到明治7年，政府又购买《日新真事志》、《邮便报知新闻》、《公文通志》。这6种报刊每种可购入三份，则三府七十二县（当时的行政区划）同一种可购入255份。以《东日》的情况看，官买的份额相当于创刊时的25%-30%。此外，兵部省、宫内省也有直接购买，天皇从明治初开始也得以阅读大量的内外报刊。政府同时还发起、推动新闻讲读运动。
（二）新闻法制化的步骤
新政府进驻江户伊始，即颁发核心为“官许制”的太政官布告，有人称之为“新闻规制法令第一号”，一时间，佐幕派新闻销声匿迹，几疑为一大倒退，但不久制定的“新闻纸印行条例”，政府一改“禁止主义”而为“积极指导”。两年后，再改定为“新闻纸条例”，推行新闻奖励政策。可是又两年后的明治6年，“新闻纸发行条目”（18条）的公布，表明新政府的新闻政策的重心从启蒙转向了统制，政府与媒体的蜜月期结束了。明治8年更颁布新的“新闻纸条例”和“谗谤律”，完全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明治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呢？
明治6年（1873），新闻统制主义的抬头，间接地肇因于政府内部的分裂。先是，大藏大辅井上馨等提出“财政意见书”，表达了与内阁的分歧，随即辞职。不久，《日新真事志》将这封秘密文书揭载出来，从而暴露了 《日本步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与新闻媒体之关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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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对外情报不仅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心态，而且，最终会反映到决策水平上来。因为“风说书”，幕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如鸦片战争、柏利来航等，由此得以作出相应的改变。以鸦片战争的情况看，由于邻国也曾是榜样国的清朝败于英国，幕府震惊之余，放弃了1825年的“异国船打令”，开始给外国船只提供燃料、水、食物。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德川幕府却逐步在增加其应对的主动性。1811年，幕府设立“蛮书和解御用挂”（天文台译局），征用兰学者从事翻译工作，同时将“风说书”中的大事件的告知范围稍加扩大。
二、明治新政府的新闻对策
1867年至1868年间，日本一度出现了并存的两个政府，即京都的新政府和江户（东京）的德川幕府，舆论界也判然分成尊王派和佐幕派，从内容上看，佐幕派的新闻还要略胜一筹。但当时的形势是幕府军节节败退，最终江户城被接收。与此同时，新政府实施了“官许制”，一些攻击西军的报人锒铛入狱，佐幕派新闻很快荡然无存了。但是，新政府并没有把幕府时代的一切全部推倒重来，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大致确立，新政权的不断巩固，新政府更感于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近代化事业之艰巨繁复，急需新闻媒体之配合，同时也多方大力扶持新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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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促进策
明治4年（1871），新政府重新制定了“新闻纸条例”，与明治2年的“印行条例”相比，新条例突出了新闻纸的启蒙的功能。新条例认为，新闻纸应以“开启民智”为目的，应多登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不必局限于惩恶扬善的说教，一些西洋器具的介绍也可开阔眼界，引人喜新向上。报纸的版面还可活泼一些，某些虽无甚益处但只要是无害的“杂谈”、“谐谑”，也可见诸报章。此外，还强调新闻文体宜浅显易懂，应避登“奇字僻文”，这种来自政府对于读者阅读能力的关心，反映了近代化事业也迫切需要不属于知识阶层的一般庶民的参与。也就在这个新条例颁布的前后，一批拥有政府背景的报刊陆续出版了，如《海外新闻》、《横浜每日新闻》、《新闻杂志》、《东京日日新闻》、《日新真事志》、《邮便报知新闻》等。此外，一些地方报刊也在府县厅的保护下得以出版与发展，如《京都新闻》、《日注杂记》（广岛）、《大陂新闻》等。这里所说的“政府背景”是指政府官员的参与方式，他们或作为策划人，或给予劝奖，或是某报的后援者，或直接创办。木户孝允是明治新政府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明治4年，他出“金十两”，让其幕僚山县笃藏发行《新闻杂志》，创刊号上极言求知之重要。该报还着力宣传废藩置县论，俨然成了木户派的喉舌。条野传平等三人在业余时间创办了《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以下简称《东日》）。
还有更进一步的办法，那就是政府购买。明治5年3月，一纸盖有“井上馨”大印的大藏省第47号令，使《新闻杂志》、《日报社新闻》（即《东日》）、《横浜每日新闻》三报蒙承特典，此令明示为“新闻畅达，智识进步”，政府将购买三报的一部分。到明治7年，政府又购买《日新真事志》、《邮便报知新闻》、《公文通志》。这6种报刊每种可购入三份，则三府七十二县（当时的行政区划）同一种可购入255份。以《东日》的情况看，官买的份额相当于创刊时的25%-30%。此外，兵部省、宫内省也有直接购买，天皇从明治初开始也得以阅读大量的内外报刊。政府同时还发起、推动新闻讲读运动。
（二）新闻法制化的步骤
新政府进驻江户伊始，即颁发核心为“官许制”的太政官布告，有人称之为“新闻规制法令第一号”，一时间，佐幕派新闻销声匿迹，几疑为一大倒退，但不久制定的“新闻纸印行条例”，政府一改“禁止主义”而为“积极指导”。两年后，再改定为“新闻纸条例”，推行新闻奖励政策。可是又两年后的明治6年，“新闻纸发行条目”（18条）的公布，表明新政府的新闻政策的重心从启蒙转向了统制，政府与媒体的蜜月期结束了。明治8年更颁布新的“新闻纸条例”和“谗谤律”，完全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明治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呢？
明治6年（1873），新闻统制主义的抬头，间接地肇因于政府内部的分裂。先是，大藏大辅井上馨等提出“财政意见书”，表达了与内阁的分歧，随即辞职。不久，《日新真事志》将这封秘密文书揭载出来，从而暴露了 《日本步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与新闻媒体之关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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