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与复归:现代人的精神之旅

王家卫因《春光乍泄》(“ＨａｐｐｙＴｏｇｅｔｈｅｒ”)荣获法国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近年来王家卫以其个人化的写作风格而使其一系列影片(《旺角卡门》、《东邪西毒》、《阿飞正传》、《重庆森林》、《堕落天使》)为世人所瞩目。这些影片以其怪异唯美的摄影风格和美术造型,以其拼盘式的、插页式的情节结构,以其孤独偏执的人物形像,解构着一段段都市爱情和都市神话,呈露出后工业时代的都市人在亲情/爱情/信仰失落中的孤独处境。在《春光乍泄》中,王家卫更把他的触角伸向了同性恋领域,以此继续他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旅程。影片并非从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敷衍铺陈情节,展开道德评价;片中人也并不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者而负荷着社会强加的道德审判和自我的良心责备。相反,王家卫剥离开笼罩在同性恋身上的道德戒律和神秘色彩,通过对同性恋者的生存境遇与情感世界的逼视与营造,继续着他“追寻与拒绝”的母题。本文试图立足于对《春光乍泄》的人物、环境、叙事等层面的分析,历时态地比较该片以何种方式沿袭和继承了王家卫先前影片的叙事风格与影像风格,又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可能性变异。 

人　物 

对影片人物及其形象的准确定位与刻意经营几乎构成王家卫电影作品的一大特色。处于社会底层,被人轻视忽略的店员、舞女、太妹(《阿飞正传》、《堕落天使》等);没有固定位置,终日漂流无住的“阿飞”,巡警(《阿飞正传》《重庆森林》);以杀人为职业,拒绝感情交流的冷血杀手(《堕落天使》、《东邪西毒》等)。这些人物因其与社会、家庭的疏离而凸显出其边缘人状态,同时又由于这一社会/家庭关系的缺失,而使他们潜意识中渴慕着情感与抚慰,但这种渴慕由于人物之间的拒绝否定而受到阻碍与遏制。《春光乍泄》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种人物塑造模式,但却强化了人物对情感的渴慕与追寻成份,人物的情感的把握与处理更为理性,他们逐渐走出自我封闭的心理囚笼。影片故事发生在现代,不是香港,而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片中两位主要人物(同性恋)黎耀辉(影片中称阿辉,梁朝伟饰)、何宝荣(影片中称阿荣,张国荣饰)离开香港,在去观看南美洲大瀑布的途中迷了路,流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由此看来,王家卫对影片故事背景的选取已经包含着一种必然:主人公流落在一个陌生的都市,他们从物理/心理时空上进一步拉大了与社会(香港)、家庭的距离,强化了他们本已浓厚滞重的无根感与漂泊感,因此,他们对情感的渴求与寻觅,对温情的依托与寄寓也就更加强烈。另一方面,陌生都市中的动荡、喧嚣和暴力不仅从心理上,而且直接从生理上构成对主人公的威胁。影片中何宝荣的被毒打,厨房里的吵架,餐厅里的打架,以及小巷里因踢球而争吵的戏都直接意指着都市无所不在的暴力。因而,影片主人公更进一步向自我内心世界退缩、逃避,隔绝与外界的交往;但另一方面,这种隔绝又强化着他们的情感需求,哪怕只是短暂的欢愉,也是幸福。正如何宝荣的请求:“希望你能陪我一会儿。”从这个层次上可以说,由于王家卫把故事背景选择在一个陌生的都市,从而为两位主人公的同性恋故事营造了情感的土壤与现实的土壤,王家卫也由此而摆脱掉与同性恋问题缠络错综的道德/伦理关系,可以将镜头焦点直接对准这一现代社会的“恋爱”本身。 

而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同王家卫其他影片中的人物一样,几乎没有固定的职业。黎耀辉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先是在一家探戈酒吧中当招待,遇到何宝荣后,又到另一家餐厅里当厨师;与何宝荣分手后,他辞掉了厨师工作,到一家屠宰场里当搬运工。而另一主人公何宝荣根本就没有工作,片中多次出现何宝荣与其他男人接吻、拥抱,向别人要香烟,由此不难推断,他依赖于别人养活。这种职业上的不稳定甚至缺失、社会地位的低下,不仅强化着他们边缘人/异乡者的身份,同时又带给他们生存空间/环境的不稳定和精神状态的不稳定,并进一步导致他们之间情感关系的起伏动荡。影片中,黎耀辉的形象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王家卫以前影片中的巡警形象(《重庆森林》中的金城武,《阿飞正传》中的刘德华)。他理性而又多情,在责任与规范中渴求着温情和爱欲,当这种渴求破灭,他又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放逐和逃避。这种对情感的寻求与守护在影片中是通过黎耀辉(以下简称阿辉)对何宝荣(以下简称阿荣)无微不至的关心来体现的:阿荣被打伤,他送阿菪去医院;在寓所里,他替阿荣擦背、洗身子、铺床、灭虱子、做饭、喂饭;深夜起床替阿荣盖棉被、买烟;大冷天陪阿荣晨运;在工作中也偷偷给阿荣打电话,带食物;陪阿荣一块看赛马。这些极富生活情趣的细节表明王家卫已开始注重对影片人物进行非常现实化/生活化的处理,黎耀辉几乎被塑造成了一个富有责任感而又略为偏激的家庭“丈夫”形象,一方面他无微不至地关怀阿荣,竭力维持与阿荣的恋人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完全走出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尽管害怕阿荣别他而去,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拒绝着阿荣的靠近,由此,他们之间的感情变得飘浮不定。当阿荣深夜买烟而晚归时,他便因此而吵架;当他盘问阿荣“同几个男人睡过觉”遭拒绝后,他把阿荣赶出门外;当两人因护照而打架最终分手后,他终于无法摆脱失恋的痛苦,而与影院另一位长发男人相互爱抚。这些带有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与情感气息的细节刻划,既是王家卫影片“寻求与拒绝”的主题复沓,正如他自己曾说:“连续五部戏下来,发现自己一直要说的,无非就是里面的一种拒绝:害怕被拒绝,以及被拒绝之后的反应,在选择记忆与逃避之间的反应……”同时又表明王家卫电影的主人公开始由内心走向现实,由感情走向理性;由对感情的冷漠、拒绝、忽略到对感情的珍重、把握、主动寻求和留恋。虽然这种寻求在影片中仍遭到了拒绝,主人公重新陷入失恋的深深苦痛,但它却以无可置疑的方式证明,这种倏忽即逝,难以把握的感情曾经是真实的,它就植根于主人公日常的生活体验中。 

影片中另一位主人公何宝荣与黎耀辉的责任、冷静与理智相比,则较为柔弱而情绪化,他一定程度上杂揉了王家卫电影中的“阿飞”和女性形象,阿飞的偏激、自我与女性的柔弱、低下构成了《春光乍泄》中何宝荣女性化的男性角色。一方面“她”是作为一种欲望客体与需求对象而出现的,“她”的情感与呼吸由于“她”生命本身不能承受之轻的份量而显得纤弱无力,“她”象藤一样攀附在其他同性恋者身上,以获取必需的生理/情感慰藉和基本的生存所需。“她”与阿辉分手后,很快投入新的同性恋者怀抱,在酒吧中与他们亲吻、拥抱,在街角向别人要烟抽,这种对同性恋伙伴走马灯似的更换,既是主人公情感匮乏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同时也是主人公医学专用自我,逃避孤独的一种方式,是王家卫对后工业社会病态人生病态情欲的悲凉呈露。另一方面这种替代性情感补偿终究不能满64足主人公对情感的真实渴求,因而何宝荣同样主动地觅求黎耀辉的情感滋润。在酒吧遇见阿辉,“她”主动与之通电话;见面后,“她”恳求阿辉陪“她”一会儿;阿辉缺钱,“她”把表送给阿辉;同居期间,“她”想方设法与阿辉同睡;阿辉下班后,“她”主动去接,教阿辉跳探戈;两人一起在街头散步,晨运;深夜为阿辉买烟、买宵夜。这些温馨感人的细节表明何宝荣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温柔关心体贴着黎耀辉,从而使得影片中这一对同性恋者之间的情感变得深刻而富有诗意。王家卫以一种异常的冷静和执著搜索着这一现代社

会的畸形恋爱中的真实部分,比之于其他影片中异性之间的单恋(《重庆森林》中金城武与阿美;《堕落天使》中黎明与莫文蔚)错恋(《东邪西毒》中梁家辉与张曼玉,《阿飞正传》中张国荣与刘嘉玲),《春光乍泄》中的同性变反而更为真实可触而让人刻骨铭心。王家卫是否在他苦苦的寻觅中发现了现代人漂浮情感之下一丝真实尚存的身影,虽然这身影闪烁在一件硕大无比的外衣之下,但它却喻示着一种希望,一线阳光。随着对影片人物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将会发现,这线希望/阳光的背面隐藏着更深的绝望,因为它来自一种畸形恋爱的折射。影片中,何宝荣重新进入黎耀辉的生活是在他被人毒打后,因而他是以受伤者角色出现的,他的柔弱、受侮辱处境使他带有更多温顺、体贴等女性色彩,而掩盖了阿荣作为后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自我与偏激。由此,两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由于一定程度的性格互补而达到协

《飘零与复归:现代人的精神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