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派出国打工仔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保护——该案合同是雇佣合同，还是中介合同?
1999年6月24日，甲方某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公开招聘建筑工人外派赴新加坡工作，与乙方崔某签订《雇佣合同书》并经公证。合同签订后，崔按约向甲方交纳出国代办费4?8万元人民币，随队去新加坡，由甲方驻新代表安排到新加坡一私人有限公司工作。崔工作8个月后该公司即无工可干，叫崔等5人外出打工，每人每月仍按约交保证金。崔在外打工又8个月后，新加坡公司却要求崔每月交400元新币保证金?比原约定增加了50元?，并另交200元新币押金，崔拒不接受。该公司于2000年11月16日雇人将崔关押殴打致伤，并于11月18日将崔解雇。崔回国后即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对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该公司不服，以自己并非用人单位，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名为雇佣合同而实为劳务中介合同为由，向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雇佣合同书》为中介合同，撤销劳动仲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雇佣合同而实为劳务中介合同，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范围，遂判决支持该公司的诉讼请求。
该案在二审中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原判正确，因为原告并非实际用人单位，与被告实际建立雇佣劳动关系的是新加坡公司而非原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雇佣合同实为中介合同；另一观点认为，本案合同是名符其实的雇佣合同，被告是受原告派遣才去新加坡公司打工的，且被告无任何过错及违约行为，原告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
一、认定本案合同“实为中介合同”无法律根据。所谓中介合同即居间合同，《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其最本质的法律特征，一是居间合同以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为目的。而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在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首部，开宗明义地阐明是为了原告“确保所签对外劳务合作合同的顺利进行”；事实上被告也未与第三人新加坡公司签订过劳务合同。二是居间人在居间合同中处于中介介绍人的地位，并不介入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的合同关系之中。居间人既不是委托人订立合同的代理人，也不是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充当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他只是一个中介服务人。而本案合同内容并不是介绍被告与新加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而是原告完全介入了应是被告与第三人所签合同的关系之中，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雇佣合同书》。三是居间合同一般为有偿合同。而本案双方所签合同中找不出原告收取中介报酬的任何条款，却约定原告以劳务输出的组织者、管理者收取被告的出国代办费、各种应扣除的款项及收取前6个月的保证金等。四是居间合同为独立有名合同。所谓有名合同又称典型合同，是指由法律作出规定并赋予一个特定名称的协议或契约。《合同法》设专章对居间合同予以规定，就是因为居间合同为独立有名合同。这就是说，没有法律规定的“居间”或“中介”名称的任何合同，都不能认定为中介合同或居间合同。
二、认定双方所签合同“实为劳务中介合同”的理由也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合同“实为中介合同”主要理由：一是“原告并非实际用人单位”，这一理由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中介合同的法律特征，即不是法律规定认定为中介合同的根据。世界范围内的劳务输出，实际用人单位都不是劳务输出公司。若照此推论，所有外派出国打工仔与劳务输出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岂不都应认定为劳务中介合同﹖哪一条法律或法规规定，只要不是实际用人单位的当事人，其与外派出国打工仔签订的合同就是中介合同﹖二是“与被告实际建立劳动关系的是新加坡公司”，这一理由无事实根据。出国打工的劳动法律关系的形成和建立，只能是依合同约定。被告只与原告签订了一份《雇佣合同书》，从未与新加坡公司签订过劳务合同。被告是原告外派安排在新加坡公司工作的，并不是被告与新加坡公司签订合同而直接到新加坡公司打工的。被告在新加坡公司打工，并不证明被告与新加坡公司实际建立了劳动关系。三是原告“根据外方的要求，为用人单位招收符合条件的工人”，这根本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原告与新加坡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合作合同，而不是委托合同。原告为确保“对外劳务合作合同”的履行，才公开招聘工人并外派赴新，并不是受委托为其招聘。如是受委托，那原告应以新加坡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合同，怎么能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雇佣合同书》呢﹖三、本案合同约定的条款内容及实际履行，证明双方所签合同是名符其实的“雇佣合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雇佣合同书》除未约定原告自己的违约责任外，十分具体而又详尽地约定了乙方的条件、工作期间、工作职责、工资发放办法和待遇、收取乙方费用、约束乙方的其他条款、担保人责任共七大项42条。如“乙方在国外的合同雇佣期为24个月”：“乙方必须服从甲方或指定代表及管工的领导与管理”：“乙方工资由甲方扣除各种应扣款项后，于第二个月30日前支付给乙方”：“乙方合同期满或非乙方原因提前回国，甲方付乙方回程机票费”：“乙方赴新后的前6个月，每月须缴纳350新币保证金，乙方期满回国后，甲方在一个月内退还给乙方”：“因乙方原因，使甲方声誉和经济等蒙受损失严重，乙方及担保人最高赔偿额可达8万元”，等等。这些都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具体权利与义务约定，通篇没有一条、一款是中介权利义务的约定。此合同一审也认定为合法、有效，怎么是中介合同﹖虽然合同中有“新加坡公司为雇主”的约定，但原、被告约定第三人的权利和义务，第三人并未签字盖章，这种约定也是无效的。从实际履行情况看，双方也正是按此合同执行的。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根据，否定或改变该案《雇佣合同书》的法律，性质。
四、认定该案合同是中介合同，出国打工仔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法律保护。法院审理也认定，被告在外打工期间无任何过错及违约行为。被告无端被新加坡公司殴打关押，可依法在新加坡国提起侵权赔偿诉讼，而被其无端解雇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却因未与外方雇主签订劳务合同，而无任何依据追究外方雇主的责任。完全有合同根据、能够追究外方雇主责任的劳务输出公司，却因是中介合同被判不承担责任，利益丝毫未损，也就不会跨洋越海去追究外方的违约责任。如此判决，保护的实际是违约的外方雇主，而不违约的出国打工者合法权益却没有保护；如此判决，外方用人单位不论怎样违约，不论怎么损害中国劳工的合法权益，外派劳工也因是中介合同，既不能追究劳务输出公司的违约责任，又无根据追究外方雇主的违约责任。外派劳工的合法权益在国外、在国内都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如此判决，外派劳工不论在什么情况都不能与外方用人单位发生任何矛盾纠纷，任凭外方雇主的恣意欺压、凌辱、蹂躏而不能有丝毫抗争。本案被告在新加坡公司打工，雇主叫多交钱就得多交，要扣押金就得扣，不能有半“不”字，只能当牛做马，只能做外方雇主的奴隶而没有做人、做中国人的权利。因为一旦发生纠纷，就会被认定“该纠纷已超出原、被告双方所签中介合同的范围”，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案一审判决错误的严重性，已不仅仅是司法不公的问题，而且是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重大政治错误问题。
综上所述，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名符其实、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雇佣合同。如此认定不仅合法有据，而且并不损害中方原告的利益，原告应根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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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在二审中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原判正确，因为原告并非实际用人单位，与被告实际建立雇佣劳动关系的是新加坡公司而非原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雇佣合同实为中介合同；另一观点认为，本案合同是名符其实的雇佣合同，被告是受原告派遣才去新加坡公司打工的，且被告无任何过错及违约行为，原告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
一、认定本案合同“实为中介合同”无法律根据。所谓中介合同即居间合同，《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其最本质的法律特征，一是居间合同以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为目的。而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在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首部，开宗明义地阐明是为了原告“确保所签对外劳务合作合同的顺利进行”；事实上被告也未与第三人新加坡公司签订过劳务合同。二是居间人在居间合同中处于中介介绍人的地位，并不介入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的合同关系之中。居间人既不是委托人订立合同的代理人，也不是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充当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他只是一个中介服务人。而本案合同内容并不是介绍被告与新加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而是原告完全介入了应是被告与第三人所签合同的关系之中，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雇佣合同书》。三是居间合同一般为有偿合同。而本案双方所签合同中找不出原告收取中介报酬的任何条款，却约定原告以劳务输出的组织者、管理者收取被告的出国代办费、各种应扣除的款项及收取前6个月的保证金等。四是居间合同为独立有名合同。所谓有名合同又称典型合同，是指由法律作出规定并赋予一个特定名称的协议或契约。《合同法》设专章对居间合同予以规定，就是因为居间合同为独立有名合同。这就是说，没有法律规定的“居间”或“中介”名称的任何合同，都不能认定为中介合同或居间合同。
二、认定双方所签合同“实为劳务中介合同”的理由也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合同“实为中介合同”主要理由：一是“原告并非实际用人单位”，这一理由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中介合同的法律特征，即不是法律规定认定为中介合同的根据。世界范围内的劳务输出，实际用人单位都不是劳务输出公司。若照此推论，所有外派出国打工仔与劳务输出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岂不都应认定为劳务中介合同﹖哪一条法律或法规规定，只要不是实际用人单位的当事人，其与外派出国打工仔签订的合同就是中介合同﹖二是“与被告实际建立劳动关系的是新加坡公司”，这一理由无事实根据。出国打工的劳动法律关系的形成和建立，只能是依合同约定。被告只与原告签订了一份《雇佣合同书》，从未与新加坡公司签订过劳务合同。被告是原告外派安排在新加坡公司工作的，并不是被告与新加坡公司签订合同而直接到新加坡公司打工的。被告在新加坡公司打工，并不证明被告与新加坡公司实际建立了劳动关系。三是原告“根据外方的要求，为用人单位招收符合条件的工人”，这根本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原告与新加坡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合作合同，而不是委托合同。原告为确保“对外劳务合作合同”的履行，才公开招聘工人并外派赴新，并不是受委托为其招聘。如是受委托，那原告应以新加坡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合同，怎么能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雇佣合同书》呢﹖三、本案合同约定的条款内容及实际履行，证明双方所签合同是名符其实的“雇佣合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雇佣合同书》除未约定原告自己的违约责任外，十分具体而又详尽地约定了乙方的条件、工作期间、工作职责、工资发放办法和待遇、收取乙方费用、约束乙方的其他条款、担保人责任共七大项42条。如“乙方在国外的合同雇佣期为24个月”：“乙方必须服从甲方或指定代表及管工的领导与管理”：“乙方工资由甲方扣除各种应扣款项后，于第二个月30日前支付给乙方”：“乙方合同期满或非乙方原因提前回国，甲方付乙方回程机票费”：“乙方赴新后的前6个月，每月须缴纳350新币保证金，乙方期满回国后，甲方在一个月内退还给乙方”：“因乙方原因，使甲方声誉和经济等蒙受损失严重，乙方及担保人最高赔偿额可达8万元”，等等。这些都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具体权利与义务约定，通篇没有一条、一款是中介权利义务的约定。此合同一审也认定为合法、有效，怎么是中介合同﹖虽然合同中有“新加坡公司为雇主”的约定，但原、被告约定第三人的权利和义务，第三人并未签字盖章，这种约定也是无效的。从实际履行情况看，双方也正是按此合同执行的。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根据，否定或改变该案《雇佣合同书》的法律，性质。
四、认定该案合同是中介合同，出国打工仔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法律保护。法院审理也认定，被告在外打工期间无任何过错及违约行为。被告无端被新加坡公司殴打关押，可依法在新加坡国提起侵权赔偿诉讼，而被其无端解雇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却因未与外方雇主签订劳务合同，而无任何依据追究外方雇主的责任。完全有合同根据、能够追究外方雇主责任的劳务输出公司，却因是中介合同被判不承担责任，利益丝毫未损，也就不会跨洋越海去追究外方的违约责任。如此判决，保护的实际是违约的外方雇主，而不违约的出国打工者合法权益却没有保护；如此判决，外方用人单位不论怎样违约，不论怎么损害中国劳工的合法权益，外派劳工也因是中介合同，既不能追究劳务输出公司的违约责任，又无根据追究外方雇主的违约责任。外派劳工的合法权益在国外、在国内都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如此判决，外派劳工不论在什么情况都不能与外方用人单位发生任何矛盾纠纷，任凭外方雇主的恣意欺压、凌辱、蹂躏而不能有丝毫抗争。本案被告在新加坡公司打工，雇主叫多交钱就得多交，要扣押金就得扣，不能有半“不”字，只能当牛做马，只能做外方雇主的奴隶而没有做人、做中国人的权利。因为一旦发生纠纷，就会被认定“该纠纷已超出原、被告双方所签中介合同的范围”，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案一审判决错误的严重性，已不仅仅是司法不公的问题，而且是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重大政治错误问题。
综上所述，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名符其实、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雇佣合同。如此认定不仅合法有据，而且并不损害中方原告的利益，原告应根据“所
签对外劳务合作合同”，依法追究新加坡公司的违约责任。
《外派出国打工仔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保护——该案合同是雇佣合同，还是中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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