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我不是中国的华莱士
上海的繁华地段，有幢古色古香的老式洋房。在这里，一位充满东方气质的女士与这幢充满历史气息的老洋房一起，打造了刚刚两周岁的阳光卫视“历史、人文”的崭新形象。
永嘉路387号（阳光卫视上海总部）一楼，一间装潢典雅、华丽的房间里，杨澜客气地递给我们印有“阳光文化媒体集团有限公司主席（CHAIRPERSON）”的名片，名片还散发着油墨香味，提醒我们阳光卫视的改组刚刚尘埃落定。
采访前，有同行警告说：“杨澜极其傲慢。”坊间甚至传说一女记者在访问之后当街而哭。
当然，我们的印象与这一说法大有出入。访谈中，杨澜显得温和、含蓄；听记者提问时专注的眼神让你感觉到她对人的尊重和信任。
杨澜身着淡紫色的旗袍，如此郑重其事的穿着显然不是冲着我们当天的采访，她也笑着解释说，平时一贯裤装，只是因为一个推不掉的应酬才选择了这么“正式”的打扮。在侃侃而谈之中，杨澜尽显中国女性之美。那是一种“和现在的美眉们不同”的美，舒缓、平和、不带丝毫的张扬之气。杨澜的这份“美”，与古色古香的永嘉路387号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34岁的杨澜身兼多种角色：阳光卫视主席、《杨澜访谈录》主持人、妻子、母亲等等。杨澜坦言，阳光卫视成立2年来，自己获得的人生阅历，远远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
“做阳光以来，经济管理、公司运作等各个方面给我很大的压力。”点点滴滴的渗透和积累，成就了杨澜。
杨澜展现给公众的，是一个多角度的形象。虽然外界有“杨澜是阳光文化形象大使而不是掌门人”的说法，杨澜还是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们：她现在一半时间做主持，一半时间做管理。谈起管理，杨澜完全公事公办，严谨又严肃；与那个一谈起主持生涯就眉飞色舞的杨澜相比，少的是一份热情和冲动。也许，主持才是杨澜的最爱。
做访谈节目至今，杨澜已经采访了200多个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启发。有的是人生故事有意思，有的是思想深刻——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坚持认为，自己从《正大综艺》的“出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转型。“9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特别开放，《正大综艺》实际上是给国人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和知识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个益智类的节目。”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尽管有这样的说法，杨澜还是承认，《杨澜视线》是一个不成功但很重要的转型：“《杨澜视线》严格说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介绍美国百老汇和电影的幕后制作，当时忽略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虽然介绍了一些美国电影的幕后特技，但中国观众根本看不到这些电影，同明星和幕后制作的情感联系不是很紧，自然也就不关心。”但后期的《杨澜视线》，就明显地具有了更后来的《杨澜访谈录》的影子，节目的主题转到了社会、经济方面，风格也与《杨澜访谈录》如出一辙。
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这几年得到了成长，随她一起成长的还有她的节目制作班子。
杨澜曾经两访基辛格。“今年初我又访问了基辛格，想起自己1996年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的问题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你在外交事业中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6年以后的杨澜，同样是访问基辛格，问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东战争）后，你也在中东有外交穿梭……”（因为访问时正值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这样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这和“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很大关系。采访前，杨澜阅读的是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等材料；采访后，基辛格对杨澜的采访是“AMAZING”（令人惊奇）。
令人惊奇的杨澜，从一次次的“采气”中，丰富着自己的人生阅历。《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郝亚兰说：“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对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双重倚重，是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碰撞交融。”
作为《杨澜访谈录》这档节目的决定性角色，杨澜做得认真而刻苦。杨澜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而有韧性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同。郝亚兰说：“坦白地讲，杨澜是这个制作组里最勤奋的人。”事实上，杨澜不仅仅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节目中，她对节目制作的参与是全方位的。“有时甚至是否需要一个反光板她都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她对节目的品质有很高的敏感度。”
我的风格是“绵里藏针”
曾经有评论说，杨澜是中国的华莱士。
但事实上，杨澜并不喜欢华莱士的主持风格：“他（有时）问问题显得有些生硬。”
谈到自己的主持风格，杨澜认为自己向来的重点不在风格，而在内涵：“风格是你在具备一定内涵后才体现出来的东西。”
《杨澜：我不是中国的华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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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路387号（阳光卫视上海总部）一楼，一间装潢典雅、华丽的房间里，杨澜客气地递给我们印有“阳光文化媒体集团有限公司主席（CHAIRPERSON）”的名片，名片还散发着油墨香味，提醒我们阳光卫视的改组刚刚尘埃落定。
采访前，有同行警告说：“杨澜极其傲慢。”坊间甚至传说一女记者在访问之后当街而哭。
当然，我们的印象与这一说法大有出入。访谈中，杨澜显得温和、含蓄；听记者提问时专注的眼神让你感觉到她对人的尊重和信任。
杨澜身着淡紫色的旗袍，如此郑重其事的穿着显然不是冲着我们当天的采访，她也笑着解释说，平时一贯裤装，只是因为一个推不掉的应酬才选择了这么“正式”的打扮。在侃侃而谈之中，杨澜尽显中国女性之美。那是一种“和现在的美眉们不同”的美，舒缓、平和、不带丝毫的张扬之气。杨澜的这份“美”，与古色古香的永嘉路387号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34岁的杨澜身兼多种角色：阳光卫视主席、《杨澜访谈录》主持人、妻子、母亲等等。杨澜坦言，阳光卫视成立2年来，自己获得的人生阅历，远远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
“做阳光以来，经济管理、公司运作等各个方面给我很大的压力。”点点滴滴的渗透和积累，成就了杨澜。
杨澜展现给公众的，是一个多角度的形象。虽然外界有“杨澜是阳光文化形象大使而不是掌门人”的说法，杨澜还是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们：她现在一半时间做主持，一半时间做管理。谈起管理，杨澜完全公事公办，严谨又严肃；与那个一谈起主持生涯就眉飞色舞的杨澜相比，少的是一份热情和冲动。也许，主持才是杨澜的最爱。
做访谈节目至今，杨澜已经采访了200多个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启发。有的是人生故事有意思，有的是思想深刻——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坚持认为，自己从《正大综艺》的“出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转型。“9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特别开放，《正大综艺》实际上是给国人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和知识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个益智类的节目。”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尽管有这样的说法，杨澜还是承认，《杨澜视线》是一个不成功但很重要的转型：“《杨澜视线》严格说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介绍美国百老汇和电影的幕后制作，当时忽略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虽然介绍了一些美国电影的幕后特技，但中国观众根本看不到这些电影，同明星和幕后制作的情感联系不是很紧，自然也就不关心。”但后期的《杨澜视线》，就明显地具有了更后来的《杨澜访谈录》的影子，节目的主题转到了社会、经济方面，风格也与《杨澜访谈录》如出一辙。
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这几年得到了成长，随她一起成长的还有她的节目制作班子。
杨澜曾经两访基辛格。“今年初我又访问了基辛格，想起自己1996年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的问题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你在外交事业中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6年以后的杨澜，同样是访问基辛格，问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东战争）后，你也在中东有外交穿梭……”（因为访问时正值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这样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这和“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很大关系。采访前，杨澜阅读的是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等材料；采访后，基辛格对杨澜的采访是“AMAZING”（令人惊奇）。
令人惊奇的杨澜，从一次次的“采气”中，丰富着自己的人生阅历。《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郝亚兰说：“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对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双重倚重，是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碰撞交融。”
作为《杨澜访谈录》这档节目的决定性角色，杨澜做得认真而刻苦。杨澜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而有韧性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同。郝亚兰说：“坦白地讲，杨澜是这个制作组里最勤奋的人。”事实上，杨澜不仅仅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节目中，她对节目制作的参与是全方位的。“有时甚至是否需要一个反光板她都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她对节目的品质有很高的敏感度。”
我的风格是“绵里藏针”
曾经有评论说，杨澜是中国的华莱士。
但事实上，杨澜并不喜欢华莱士的主持风格：“他（有时）问问题显得有些生硬。”
谈到自己的主持风格，杨澜认为自己向来的重点不在风格，而在内涵：“风格是你在具备一定内涵后才体现出来的东西。”
《杨澜：我不是中国的华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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