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最终确立了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思想指导地位，因为他宣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总结，也是新启蒙的权威性教科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毛泽东指出了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于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当时主要是指唯物论和阶级分析）分析一切，成为基本的认识方法。

   
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2页) 　
二，延安《解放日报》创办初期以新闻为本位思想“水土不服”
在用马列主义分析问题的潮流成势的背景下，延安《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创刊，社长博古。创刊号头版头条是综述性消息《苏联援华坚定不变》。当时恰好发生德国法西斯党的第二把手赫斯出奔英国的突发事件，于是，报纸的二条位置以三栏双行较大黑体字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还附有一个背景材料《赫斯小传》，位于头版的中心位置。毛泽东写的《发刊词》则安排在不大显著的左侧下方。下半版是各国主要通讯社的电讯共17条。以后每天的头版头条，几乎都是国际新闻，二版是国内（国统区）新闻，三版是边区新闻。像《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根据地土地政策》这样涉及数百万农民利益的新闻，被安排在三版头条，而当天的头版头条新闻是《英内阁局部改组》。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著名演讲的新闻，当时发表在三版右下角作为一般新闻处理，而当天的头版头条是苏德战场的一般战况《中路歼灭大量德寇/红军继续追击前进/路透社称南路苏军进展顺利》。另外，该报坚持每天发表社论，没有什么可说的也要写，多数是国际问题，许多并不重要，论了又论。纪念建党二十周年的社论由于不是国际内容，被安排在二版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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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博古是以上海面向社会的综合性大报的新闻理念和苏联《真理报》的模式，在延安办党中央的机关报，“以新闻为本位”[5]的新闻理念被置于宣传党的政策的党报主要任务之上。不能说《解放日报》没有党性，它刊登了许多党的文件，党的主要活动也给予了报道，但主动、多样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意识薄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多数是文盲，以主要篇幅和首要位置报道遥远的西班牙、阿比西尼亚、苏德战场的具体情况，也脱离了根据地的群众。
在困难重重的根据地办一份大型机关报是很不容易的，通过报纸及时传达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来指导工作，是毛泽东的党报思想的要点。1942年4月《解放日报》实行改版，将一国际二国内（国统区）三边区四本部（延安地区）的版面大体顺序，改变为一边区二国内三国际四副刊的大体顺序。这一重大的转变，当然要求主办者新闻学基本理念也得随之转变，但新闻理念的转变需要时间，这是在改版以后逐步完成的。一年多后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是当时从理念上改变原有新闻观的最重要的文献。
三，新启蒙对《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论证方式的影响
陆定一的文章伊始，便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起：“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显然，努力用当时在中国开始流通的马列主义通俗读本的概念和语言，为共产党的新闻学奠定基础，是这篇文章的一个支点。因此，文章的第一部分“新闻的本源”，陆定一以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的方式，从唯物论反映论角度提升了关于新闻定义，尽管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定义，与西方关于新闻的众多定义，本质上没多大的差异，但经他的论证，便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唯物论的哲学高度。
他关于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第一性，新闻（报道）第二性等等的观点，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并不是无产阶级特有的观点，是由新闻工作的特点决定的。不论哲学上信仰什么，当记者的如果报道的不是事实，不去找寻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恐怕饭碗就砸了。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狂热的某种政治或宗教观念的崇拜者，在为某个极端的政党或宗教的媒体服务时，可能就不认同这样的常识。陆定一所批判的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论”，便是这种特例。因此，在新闻定义方面，一定要上升到阶级和哲学的高度，声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尊重事实，其他阶级都不尊重事实，这种说法至少是简单化了，对阶级概念的使用也庸俗化了。但是在新启蒙的背景下，这种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唯物和唯心的划分来进行的分析，给人以新意，对于确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闻理念还是有意义的。
这篇文章的任务是要构建共产党的独特的新闻学理念，那么就必须与以往的新闻学和敌人的新闻学观念划清界限。任何战争动员，都需要建构敌对势力和培养仇恨；战争时期的思想斗争，同样也需要建构明确的敌对观点和敌情意识，造成一定的紧张空气，以便达到思想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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