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目的。他通过两方面的批判，完成了确立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任务。
第一方面，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论。鉴于反法西斯的战争环境，陆定一将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念作为唯心论的新闻理论来批判，并抓住了其要害，即“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他指出：“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颠倒过来。”“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末，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进行这些论述时，陆定一手中并没有法西斯主义新闻学的具体文字材料，但是在与法西斯多年的战争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的陆定一，对于敌人的新闻学理念看得太清楚了。从现在看到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尔等法西斯头子关于新闻与宣传的言论看，将他们这方面理念的哲学基础概括为“新闻就是政治本身”，是准确的。在封闭信息的环境中，将政治和军事需要的观念，通过一些被搀了水的事实，以极度煽情的方式反复宣传，保持和扩张法西斯观念的阵地，这是法西斯的新闻媒体的基本手法。在认识上，即把政治性高于事实本身。

   
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3页) 　
陆定一分析法西斯新闻理论的武器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他反复强调：“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这是他当时对马列主义大众哲学观点的运用，虽然说的简单了一些（例如“被决定”这种不准确的表述），但反映了一种质朴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所以，他能够大胆地说：“我们的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当遇到事实并不利于我方之时，也应首先尊重事实，这才是我们革命性表现。因此，他的结论便是：“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不怕面对事实，……能彻底尊重客观事实。”
对于法西斯新闻理论的批判和分析，是陆定一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即使在一般的政党斗争中，政治性也容易被看得高于事实。在西方的政党报刊时期，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因而那个时期新闻的真实性是受到怀疑的。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利益的牵挂，是最大公无私的，因而不怕面对事实，也能够尊重客观事实。但是阶级组成了政党，就有了自身的利益，在实际新闻工作中，政治性被看得高于事实的事情不仅经常发生，而且在一些理论口号上，也可能出现矛盾，这是强调最尊重客观事实的陆定一自己也难免的。例如对新闻工作者提出“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要求，尽管对政治、技术有所解释，但是如何与“政治性就是新闻本身”相区分，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再如毛泽东1945年在回顾时说：“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6]这个时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平型关战斗实际消灭日军1000人，但是我们一直说消灭敌人3000人，从当时我们的报道到解放后的小学课本，这种说法持续了50年，直到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才改正过来。至于解放后“新闻，旧闻，不闻”[7]的“三闻”观点，把对事实的报道和不报道作为一种政治表态，这显然是将事实的政治性看得高于事实本身了。在这个意义上，陆定一当年对“政治就是新闻本身”的批判，对我们自己也有教益的。

第二方面，批判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新闻学常识。当时陆定一手里只有一本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于是这本书“绪论”中所论述的关于报纸的定义与关于新闻定义的表述，被不点名地批判为很糊涂、很不老实、很不科学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戈公振1935年逝世，在文化界他是左翼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因病早逝，享年45岁。可能考虑到这一点，陆定一没有公开点戈公振的名，但是批判上纲上线是够高的，将戈氏的观点归结为“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除了资产阶级、糊涂、不老实、不科学等帽子外，还给它扣上“唯心论”的帽子，写道：“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总而言之，唯心论企图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的唯物论定义，而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本身，脱离开了某种‘性质’就不成

《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