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其新闻。”
如果有人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而把新闻说成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时宜性、一般性本身，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可。因为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属于生活常识，并不难理解。怎么有人会不明白这样公认的东西呢？但是一看原著就清楚了，戈公振的论证根据来自德文材料，“时宜性”（Zeitgemassigkeit），指的是即时发现的事实，包括汉语中的“及时＋现实”双重含义，戈氏反复捉摸，采用了“时宜”这个概念。“一般性”原意是多方面、一般兴味，很难有合适的汉语对应词，于是采用了“一般性”这个有些不大好理解的概念。他写道：“总之，时宜性与一般性，二者不能分离而存在，且互相维系而成报纸之特殊形体，故不能不以此特殊形体之自身，作为报纸内容之原质。此特殊形体，可名曰新闻，即新闻为报纸之原质。”[8]他的意思很清楚，即报纸的基本职能是提供新闻，报纸上的新闻具有时效性并要求具有普遍兴趣。这属于常识，无论如何谈不上“唯心论”。
戈公振接着谈到美国人的四条关于新闻的定义，无论前面加上何种附加的定语，均最后落实到“事物”、“事件”、“事实”上。戈氏总结道：“此四者均暗指新闻应以何种性质而规定。于是可知新闻之性质，不可不令一般人引起兴味，不可不得时，此二条件极为易知。”[9]他谈到的新闻事实的两个主要条件，即一般性（令一般人引起兴味）和时宜性（得时），确实属于“极为易知”之列。他同意两个美国人关于新闻定义的“性质说”（Quality Theory），因为“性质与具体事实乃同一体，其结果可以避免谬误，不致以新闻事实之自身为新闻与否之区别，只须包括上述性质之事实，均可作为新闻”。[10]在这里，戈氏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即新闻并非是事实就值得报道，这种事实需要具有一般性和时宜性。所谓“性质说”，不过是翻译问题（译为“特点”似乎更确切些），讲的是对新闻事实的规范（规定），这种事实要有共同兴趣、及时、读者欲知、与人类的幸福相关等等。这里讨论的是新闻事实的特点，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当然是承认新闻报道的是事实。如此的论述，实在扯不上尊重不尊重事实，更与“唯心论”不搭界。
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4页)
不管怎样，现在需要对传统的新闻理念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陆定一选择了“兴趣”这个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指出：“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从人的阶级性角度讲，这个道理是对的。然而戈公振谈的是一般意义的新闻传播，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理所当然地是面向社会的大众传媒的目的，因而需要考虑人类共同的普遍兴趣，这本是常理。阶级兴趣、共同兴趣，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陆定一还批判了“桃色新闻”、“黄色新闻”，就这一点而言，与戈公振对此的批判是一致的。这类新闻的主张者将“兴趣性”、“文艺性”作招牌，但不能因为他们谈到了兴趣性和文艺性，就否定关于新闻要考虑公众兴趣、写作要有文采。
新闻学传入中国，外部材料主要是美国的，德国的材料惟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绪章有所涉及，并且将美国和德国的材料加以融合，这是戈公振的学术贡献。德国理论思维的特色仅在这一章中可见一斑，后来我国再也没有人引进这方面的东西，加上这么一批判（除了政治帽子，还有“玄而又玄”、“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无病呻吟，夸夸其谈”等等），更无人再谈，后来的新闻理论缺少理论深度，这也是原因之一。
四，《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为《解放日报》改版构建党报理念
博古主持《解放日报》初期的工作理念，基本是大城市报纸的“以新闻为本位”，但是这并不适合地处偏僻、人口分散、文盲众多的陕甘宁边区的特殊环境，党中央机关报的主要职责也与面向城市公众的报纸不同。因此，要建构党报理念，首先得批判围绕“以新闻为本位”而形成的种种观点。关于这个目的，陆定一文章在开头部分就讲得很清楚，他写道：“了解这套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学理论，懂得它的谬误在哪里，对于我们，曾经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与这一套坏东西作斗争，还是解放日报去年4月改版以后才开始，这是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与不正确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作斗争，就同时丰富了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
正是由于党的机关报初期总以时宜性、一般性等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来选择和安排新闻稿，使得体现党中央精神的文件、讲话以及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内容被安排到不大重要的位置，所以这样的观点对于改造党的机关报工作来说，自然是一种“坏东西”。克服了这种观念，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精神和反映根据地群众生活（这类内容当 《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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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而把新闻说成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时宜性、一般性本身，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可。因为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属于生活常识，并不难理解。怎么有人会不明白这样公认的东西呢？但是一看原著就清楚了，戈公振的论证根据来自德文材料，“时宜性”（Zeitgemassigkeit），指的是即时发现的事实，包括汉语中的“及时＋现实”双重含义，戈氏反复捉摸，采用了“时宜”这个概念。“一般性”原意是多方面、一般兴味，很难有合适的汉语对应词，于是采用了“一般性”这个有些不大好理解的概念。他写道：“总之，时宜性与一般性，二者不能分离而存在，且互相维系而成报纸之特殊形体，故不能不以此特殊形体之自身，作为报纸内容之原质。此特殊形体，可名曰新闻，即新闻为报纸之原质。”[8]他的意思很清楚，即报纸的基本职能是提供新闻，报纸上的新闻具有时效性并要求具有普遍兴趣。这属于常识，无论如何谈不上“唯心论”。
戈公振接着谈到美国人的四条关于新闻的定义，无论前面加上何种附加的定语，均最后落实到“事物”、“事件”、“事实”上。戈氏总结道：“此四者均暗指新闻应以何种性质而规定。于是可知新闻之性质，不可不令一般人引起兴味，不可不得时，此二条件极为易知。”[9]他谈到的新闻事实的两个主要条件，即一般性（令一般人引起兴味）和时宜性（得时），确实属于“极为易知”之列。他同意两个美国人关于新闻定义的“性质说”（Quality Theory），因为“性质与具体事实乃同一体，其结果可以避免谬误，不致以新闻事实之自身为新闻与否之区别，只须包括上述性质之事实，均可作为新闻”。[10]在这里，戈氏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即新闻并非是事实就值得报道，这种事实需要具有一般性和时宜性。所谓“性质说”，不过是翻译问题（译为“特点”似乎更确切些），讲的是对新闻事实的规范（规定），这种事实要有共同兴趣、及时、读者欲知、与人类的幸福相关等等。这里讨论的是新闻事实的特点，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当然是承认新闻报道的是事实。如此的论述，实在扯不上尊重不尊重事实，更与“唯心论”不搭界。
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4页)
不管怎样，现在需要对传统的新闻理念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陆定一选择了“兴趣”这个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指出：“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从人的阶级性角度讲，这个道理是对的。然而戈公振谈的是一般意义的新闻传播，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理所当然地是面向社会的大众传媒的目的，因而需要考虑人类共同的普遍兴趣，这本是常理。阶级兴趣、共同兴趣，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陆定一还批判了“桃色新闻”、“黄色新闻”，就这一点而言，与戈公振对此的批判是一致的。这类新闻的主张者将“兴趣性”、“文艺性”作招牌，但不能因为他们谈到了兴趣性和文艺性，就否定关于新闻要考虑公众兴趣、写作要有文采。
新闻学传入中国，外部材料主要是美国的，德国的材料惟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绪章有所涉及，并且将美国和德国的材料加以融合，这是戈公振的学术贡献。德国理论思维的特色仅在这一章中可见一斑，后来我国再也没有人引进这方面的东西，加上这么一批判（除了政治帽子，还有“玄而又玄”、“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无病呻吟，夸夸其谈”等等），更无人再谈，后来的新闻理论缺少理论深度，这也是原因之一。
四，《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为《解放日报》改版构建党报理念
博古主持《解放日报》初期的工作理念，基本是大城市报纸的“以新闻为本位”，但是这并不适合地处偏僻、人口分散、文盲众多的陕甘宁边区的特殊环境，党中央机关报的主要职责也与面向城市公众的报纸不同。因此，要建构党报理念，首先得批判围绕“以新闻为本位”而形成的种种观点。关于这个目的，陆定一文章在开头部分就讲得很清楚，他写道：“了解这套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学理论，懂得它的谬误在哪里，对于我们，曾经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与这一套坏东西作斗争，还是解放日报去年4月改版以后才开始，这是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与不正确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作斗争，就同时丰富了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
正是由于党的机关报初期总以时宜性、一般性等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来选择和安排新闻稿，使得体现党中央精神的文件、讲话以及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内容被安排到不大重要的位置，所以这样的观点对于改造党的机关报工作来说，自然是一种“坏东西”。克服了这种观念，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精神和反映根据地群众生活（这类内容当 《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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