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调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定义，其实就在他批判的戈公振的论述中就内含着，只不过戈氏加了几个定语。这种思想的相关性，使得在后来阶级斗争意识强化的背景下，他本人也逃不过其他人将这个定义扣上“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14]的政治帽子，这一点，恐怕是陆本人也意料不到的。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本身适应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使得党报极大地推进了党的各项工作，发挥了动员群众的作用。为了确立通过党报指导工作的体制，在新闻学理念上改造新闻学的常识是必要的，也取得了成效。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以后，改变已经变成传统的认识理念，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从那时开始了一种新传统，即“大批判开路”的不好的传统，谁哪怕只是想到一些与过去观念不同的东西，习惯性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或唯心论、唯物论的划分意识，便会制止当事人继续想下去，更不要说其他人监视的眼睛了。于是，这种并非完全由于讲道理而形成的状况，造成了后来长期难以扭转的局面：我国面向社会的传媒上缺少新闻，没有时效，没有趣味；编辑记者只知道典型报道，不会抢新闻，并长期把许多基本的新闻学常识，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
由于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也许当时真的不懂），论证记者不是劳动者，如何被工人农民养活，这种道理一旦被接受，同样后遗症无穷。包括记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经常以接受工农再教育的名义下放，变相劳改，身心遭受到极大的摧残。这种情形也是陆本人难以料到的。
虽然上面谈到了较多的陆定一文章的“不是”，但是从这篇文章中也能够看出，他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党的文化领导人，他选择的话题是要求党的新闻工作尊重事实、追求实实在在的真实。尽管他把戈公振的观点曲解后概括为“很不老实”、“很不科学”，但其追求的仍然是一种真实的境界，这是这篇文章能够进一步批判法西斯主义新闻理论，并准确地抓住其理论要害的认识基础和人品基础。后来陆定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其主题大多还是新闻要真实，反对造假，确实文如其人。
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领导者是毛泽东，陆定一的文章是在贯彻毛泽东的党报思想。如果主要领导者能够意识到这是以新闻学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总体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党这个整体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当时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理念和方法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时根据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本来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要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思想上能够与时俱进，否则，一旦把偏至的新闻学上升到永恒，悲剧便不可避免。这个责任，不能由陆定一承担，他后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本人为此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我们现在纪念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发表60周年，目的是正视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

   
　
注释：
[1]陈力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第34-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单印本，1989年5月。
[2]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2期。
[3]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第117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4]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1编第7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5]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文存》第422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28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3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1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1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3、115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1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3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13]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21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总第15期）。
[14]《新闻学论集》第1辑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写于2003年8月，提交复旦大学“纪念陆定一同志《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发表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