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陆定一1943年发表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我初次读到是在三十年前（1973年），后来反复看过多遍，相当熟悉，当时认为这是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那时陆定一已被打成“黑帮分子”多年了，在“文革”后期的背景下，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法西斯主义新闻学的批判，不由地使人想到当时“四人帮”（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新闻学观点，二者太相像了！因而，那时对他心存一种好感。“文革”结束，陆定一获得平反，他本人多次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党的领袖和党历史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再次赢得社会对他的敬重。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新闻学界曾集中谈到陆定一这篇旧作，主要围绕着他提出的新闻定义，该文的其他部分说了些什么，基本被人们忽略。1989年初，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我初次分析了该文的时代背景，对文章谈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学术意义）的分析。[1]现在又过去了十四年，再回过头来看，有可能更清晰地理出一些思绪。
一、新启蒙运动将马列主义哲学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提上日程
在具体地分析这篇历史文献时，需要回顾一下文章发表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首要的，当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自由等等新鲜的理论打破了“孔孟之道”统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当时的新思潮包含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尚不是其主体，非马列主义的（后来被概括为“资产阶级”的）西方启蒙学说居主导地位。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传统思想和专制主义之“蒙”。当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国腹地、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时，原有的体系庞杂的启蒙思想难以成为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救亡推动了新的启蒙。于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特征的新启蒙运动。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

国际资本主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则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为世界不少地方的知识界倡导的新方向，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一种强劲的新思潮。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的情况下，自然很容易接受这种更新的思潮，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动员和激励的特征。
新启蒙运动开始于30年代，据李慎之考证[2]，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陈伯达。他在1936年的《读书生活》第9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紧接着艾思奇在10月份的《生活》周刊发表响应文章《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1937年，共产党员张友渔和一些接近党的文化人在北平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成立启蒙学社。所谓新启蒙运动，即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日寇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便是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那时国统区的新闻出版界对于推动新启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自愿接受这种启蒙。
就在提出新启蒙那一年，张友渔出版了他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一书。这是他在北平成舍我的“世界”系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在成氏主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讲课稿的汇编，以阶级斗争学说阐述对新闻的认识，这对于五四以来传播的一般性的新闻知识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激动人心的观点。特别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的救亡环境中，阶级分析的方法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可以说，新闻学理论中注入马列主义，是新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张友渔指出：“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相互攻击。”[3]他构造了一整套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关于报纸与政治、舆论关系的新理论，以及新闻与阶级斗争关系的新理论。
新启蒙运动使得马列主义以文化研究的名义得到了强劲的传播，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高。关于这一运动的特点，研究者概括道：“新启蒙思潮以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论为其哲学底蕴就决定了在终极目标上，它要求达到社会运动的根本解决。”[4]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新启蒙不无关系。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他有时间认真学习，读一些书，清理自己的思想。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他在1936年以后不但读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这些新启蒙运动发起人的书，而且还写信向他们请教。他在1939年写的《五四运动》短文和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认为五四运动失败了，要胜利，就得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工农群众所在的地方，正是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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