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寻根记（下）──晚年毛泽东“大本大源”迷失之旅

中国共产党高层大多成员本属比较务实的革命者，无论从革命利益或自身特权利益出发，未尝不希望国家建设成功，走向繁荣富强。他们基於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和情理常识，不难体认毛泽东无中生有的不可行性，但是在彭德怀以后，在党的高层当中，可以说再也没有哪怕一个人挺身而出进行抵制的。刘少奇、周恩来等自树“逢君之恶”的自私榜样固然可悲，另外，一种微妙的“正义自慰”心理现象，也非常值得后人正视和研究。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的诛杀、株连、廷杖等残忍手段，尚不足以阻止大义凛然的臣下冒死进谏。党的高层当中，许多人曾为追求真理，不惜自我牺牲，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但为什么在今天看来如此荒谬绝伦的追随中，那时候这些本属“君子”甚至可称为“义人”的革命高干，举国一致，心照不宣，甘於违心倒行逆施，置人民和国家的实际利益於不顾呢？

除了保全既得利益的自私愿望，以及精心设计为旷古未有“天无可逃”威力超群的整肃运动的巨大震慑作用外，毛泽东藉马克思主义名义，挟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以厉行的“破私立公”“至善”悖论拥有超常的道德制高点气势，与他们共同参与营造的藉革命、人民、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假浩然天地正气而大兴的个人崇拜狂飙相得益彰，造成了一种集“政教合一”至高无上绝对权威於一身的天下奇观，产生了一种以任何质疑为莫大忌讳的自欺欺人共识，起到了祛除罪恶感的医学专用剂作用。在执行一切背情悖理的决策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有革命大义的神圣光环照耀和掩护，於是一个个心安理得起来，居然避免了古今中外旧日谏官和诸卿大夫那种常常挥之不去的哈姆雷特式良心谴责。

“破私立公”或“大公无私”原则，无疑非常有利於剥夺人民群众的个人意志及其能动力量，建成超稳定统治架构。因此以“大锅饭”取代“按劳分配”，就成为毛泽东“唯公一心论”和“加强党的领导”大原则充分契合的举党一致既定方针。可是从事实务的当权派们在社会实践中，又不能不认识到，人性第一本元──私心，是不可能收拾得乾干净净的。他们至少还要保留一点点“诱之以利”的手段，方能得心应手，特别在执行调整方针期间，如果没有那么一点点“向私让步”，是毫无成效可言的。

但毛泽东不以为然。

三年调整，灾情渐次缓解，国民经济有所好转。毛泽东听到的、看到的都是一派“三面红旗”或即“一大二公”的丰功伟绩，以及欢声雷动、铺天盖地的“衷心赞美”；从没有任何人和他争一争，大喝一声道，“向私让步”才是救党救国之本。

他痛心地看到了众卿家在庆幸渡过灾难之后，革命意志更见销沉，骄奢淫佚之风大盛；高官厚禄，贪图安逸、做官当老爷之外，尤其令他寝食难安的是，许多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表面上跟著自己起舞，实际上他们所谓“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离不开“物质刺激”、　“奖金挂帅”、“利润挂帅”那一套，归根到底属於万恶之源的私心积极性以及那非根除而后快的“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一贯阳奉阴违，分明是“打著红旗反红旗”。对照苏联共产党的演变，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毛式救世哲学及其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危险的敌人。

毛泽东越来越看重思想意识即心态文化的主宰作用，非常不满文艺界不去著力反映毛式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三纯”之妙，指责“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越来越痛感文艺界“封、资、修”当道，一些人沉湎於放浪形骸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灵魂工程师们其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尤其深恶痛绝文人利用笔杆子“借古讽今”、“含沙射影”，曲线“反党”、“反革命”，反对“破私立公”改造人性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大业，对此敏感到了极点。毛不客气地指出，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认为，卫生部门如此热衷於讨好当官的，应该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那个专为高干开门的北京医院就叫做“老爷医院”好了。

当然，远非这样嘻笑怒骂、指指点点就够份量了。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党内“异常现象”进行了不寻常的批评，并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指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强调千万不可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从来不承认“三面红旗”出了错。他虽然多次“视察”农村，但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他本著“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至善”理想，毫不动摇地坚持其对於“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体制的信念。反以为正如林彪所言，“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办坏了，出来问题，是大家没有照著他的指示去办，是他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所致。他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失败归咎於自己的那个党未能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以至既不能自我革命，更不能成功地带领人民革“私”字的命，直奔共产主义金光大道。

老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追忆，她随工作组来到刚经过地震未能恢复的唐山，在招待所听老百姓讲，一个种菜的农民因小菜窖被挖，用刀子自杀了。说那个农民真苦，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家有瞎眼的老太太和一岁半的孩子，全仗这点窖菜手艺挣点钱。县委书记坐著吉普车下乡，看见小孩用水桶浇菜，就下车来赶；下令各村窖菜全挖，在农村里召开“拔钉子会议”，各忖汇报那些种菜的钉子，一个个拔，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剩下这个持刀自刎的，当然非拔不可。那人跪下叩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著，一个人，硬是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书记执行了，你能把人家怎么了？据说，这县委书记农民、抗日民兵出身，文化很低，却忠心耿耿执行上边一切指示。抗地震中有功（他毫无办法，陈永贵来视察，他拍胸脯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都不要，於是得到上级赏识……），登报成了模范，现在已升任了地委副专员……

“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是在全国城乡全面贯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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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党的干部一面要求和迫使无助的农民破私，一直破到房前屋后的鸡舍鸭棚菜窖；另一方面，自身作为神圣的“大公“的当然代表，却不知收敛自私贪欲。他们利用无所制衡的统治权力，不顾广大农民苦苦挣扎在贫困线和饥饿线上，不惜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至生存权利，唯求巩固与提高自己的特权地位，其中许多人为所欲为，作威作福，侵吞集体财物，多吃多占，增进自己的生活享受，因此农民群众和党的基层干部形成尖锐的对立。论文文革浩劫寻根记（下）──晚年毛泽东“大本大源”迷失之旅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早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分别率领工作组，下京郊调查研究，是时他们不可能也没有胆识触及体制上的不可行性和观念上的荒谬性，只是针对农民群众和党的基层干部之间的尖锐矛盾，表面化地就事论事地提出了在农村开展“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即所谓“小四清”，以图挽回党在农民中的威信。毛泽东在看过了他们的报告后，不以为然，认为没有抓住根本。

邓、彭固然没有抓住根本，但毛要抓的根本仍是他持之以恒的反“两心调谐”，反公理常识的悖论。毛组织了一个班子，制订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问题的若干规定”（又称前十条），强调农村人民公社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将”四清“的内容改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并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虽然不免重提“地、富、反、坏”老牌阶级敌人，但毛此时对“死老虎”　兴味已经大大消减，矛头转向了“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通过上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时，提出了：“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希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有所清醒，有所警觉。

刘少奇他们不能不意识到毛泽东矛头向上的威胁性，但大大低估了毛的强大决心和战略意图，以为可以用老一套章法对付过去。在刘、邓等主持下，四个月后，避开了毛泽东，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制订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称为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仍然放在经济问题上，矛头对下不对上；并在运动中进一步整肃所谓“黑五类“传统阶级敌人，以儆尤一切怀疑、反对党的绝对领导的人们；当然，还要把许多不那么唯命是从，却又不够戴上黑五类帽子的无辜群众，划为落后份子，加以歧视压制和特别控制。一九六四年四清试点中，刘少奇他们就按著这条路子，由刘的夫人王光美亲自化名蹲点搞了个“桃园经验”，对基层干部搞人人过关，上楼下楼，洗手洗澡，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对此大不以为然，在一九六四岁尾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质问：“各位中央大员，包括各位常委，政治局委员……要不要也来一个人人过关？光搞基层干部，犯下不犯上，是否太不公平？”几天后，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了一次有名的“两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谈话”，其实是一场事关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