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问责机制的博弈设计
执行中央土地政策而受到惩罚的成本和概率较低，却可以为地方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财政收入，带动相关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彰显政府的执政能力，则地方政府就会倾向于选择“偏差”执行中央制定的土地政策。
三、基于HolmstromandMilgrom模型的地方政府土地问责机制设计
从博弈论角度，土地政策在两级政府之间的传导可视为一类委托代理问题，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委托者角色，地方政府承担代理人角色，委托代理物是土地政策的传导执行。按照《公共行政与政策国际百科全书》中对“问责”一词的解释：“问责是指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即获得授权的代理方（个人或机构）有责任就其所涉及的工作绩效向委托方作出回答。”以及狭义范畴的理解：“问责是指依照相关法规、规定予以过问并追究责任的制度。”（第35页）如果在土地调控过程中，地方政府“偏差”执行中央制定的土地政策方针，即存在代理问题，中央政府就可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而“问责”过程如何完成，或者说“问责”这种制度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有效实现，这种制度加上方法的组合就是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机制”概念，也可视为博弈规则的实施问题。故而对地方政府如何进行土地“问责”实质上就是问责机制的设计问题。
HolmstromandMilgrom模型是信息经济学中关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一个基本模型，参见文献‘Ⅲ（第239页）。本节内容是在局部改进HolmstromandMilgrom简化模型基础上所做的分析，其研究框架也适用于地方上下级政府的土地政策传导博弈中。
（一）模型假设和基本参数设置
假设1：中央政府出台的是从紧土地调控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
假设2：委托人中央政府是风险中性者，代理人地方政府是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者。
假设3：地方政府操作土地政策的行动可以通过地方工业增加值、财政税收等地区经济指标这些可观测结果得到反映。
假设4：在地根紧缩宏观背景下，地方政府失责行为可使地方获得短期正的产出，且失责程度越高，地方投机收益越大。
假设5：参与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可折成货币单位计量。
假设6：地方政府对土地政策的执行活动、执行结果及中央政府采取行动都是瞬时完成的，不考虑时滞效应，也不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设定a是地方政府对中央土地政策做出反应的一个策略，是连续的一维变量，d∈A，A代表地方政府所有策略集，介于完全不执行到完全执行之间。根据假设4，若d表示完全不执行，则地方可获得较高的短期投机产出；若a为绝对执行，则地方只能获得基本的保留产出。X(a)是地方政府采取行动a的一个可观测经济产出，x是服从概率密度函数为f(x)、分布函数为F(x)的随机变量。由假设3和假设4，可设x，>0且x”<0，即x是关于a的严格递增凹函数，表示地方政府的行动越不完全执行下达的土地政策，则地方的经济产出越大，但违背政令换取的边际产出率递减。
同样地，设e代表中央政府观测到xja对地方政府行动a做出的反应，是连续的一维随机变量，0∈代表中央政府所有反应集，介于完全不查处到全力查处之间，e(x)是关于x的函数，e’>o，e”
（二）参与人的效用函数和基本模型建立
表达式ou(a，e)一x(a)一I(a)一T(。(x))设为代理人地方政府采取行动a的收益函数。表达式右边第一项是用可观测行动结果x(a)表示带给地方政府行动a的短期收益；第二项I(a)表示地方政府执行土地政策行为a的产出所需发生的投入；T(.)是中央政府观测到结果x(a)后作出的反应e，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失责行为进行查处导致地方用地指标缩减、官员追责等损失的失责补偿转移成本。对应的地方政府收益效用函数设为u(∞)。根据假设2，可知代理人地方政府具有阿罗一普拉特意义上的不变绝对风险规避倾向，其VNM效用函数可取为U(co)=-e‘一p’，P是绝对风险规避系数，P>o。
表达式7r(x，e)一[R。-k．x(a)]+T(。(x))一c(e(x))设为委托人中央政府观测到代理人地方政府行动结果x后作出反应e的收益函数。R。-k．x(a)表示中央政府受地方政府行动a及产出x影响后的土地调控收益，其中R。是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传导不受地方政府阻滞的理想调控收益，k是中央政府土地调控收益的折扣系数，受地方政府行动a及产出x影响，由假设3、4、5可知地方政府产出x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央政府调控收益就减少k个单位。T（π)是对地方政府问责后转移过来的失责补偿收益，C(.)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失责行为采取行动的成本，如监察、调查、查处等活动的人力物力支出。相应的中央政府收益效用函数设为V(π)。由于中央政府风险态度中性，故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即E（v（π））一E(7c)。
根据上述假设，很容易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土地调控两级政府优化模型，如下。
中央政府的期望效用为：
第一个约束(IR)是个人理性约束，(经济论文)u是地方政府的保留效用。第二个约束(IC)是激励相容约束。
由于T(.)足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失责补偿转移成本，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后转移过来的补偿收益，故可认为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失责行为实施的问责机制。从而下面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应该怎样设计这样一份地方政府土地问责机制T(ecx))，促使地方政府的行动符合宏观调控意图。
（三）地方政府土地线性问责机制设计
为简化起见，不妨设e=x=a+∈，其中随机变量∈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a2的正态分布，即∈～N(O，a2)。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察查处成本设为C(e(x))一c。+dx，其中c。为基础成本，d是中央政府监察查处成本系数，O
不失一般性和为分析简便，本文只考虑线性问责制度Tcecx))一t+hx，其中t表示一旦中央对地方政府问责后地方政府最基本的应受罚额， 《土地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问责机制的博弈设计(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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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HolmstromandMilgrom模型的地方政府土地问责机制设计
从博弈论角度，土地政策在两级政府之间的传导可视为一类委托代理问题，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委托者角色，地方政府承担代理人角色，委托代理物是土地政策的传导执行。按照《公共行政与政策国际百科全书》中对“问责”一词的解释：“问责是指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即获得授权的代理方（个人或机构）有责任就其所涉及的工作绩效向委托方作出回答。”以及狭义范畴的理解：“问责是指依照相关法规、规定予以过问并追究责任的制度。”（第35页）如果在土地调控过程中，地方政府“偏差”执行中央制定的土地政策方针，即存在代理问题，中央政府就可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而“问责”过程如何完成，或者说“问责”这种制度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有效实现，这种制度加上方法的组合就是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机制”概念，也可视为博弈规则的实施问题。故而对地方政府如何进行土地“问责”实质上就是问责机制的设计问题。
HolmstromandMilgrom模型是信息经济学中关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一个基本模型，参见文献‘Ⅲ（第239页）。本节内容是在局部改进HolmstromandMilgrom简化模型基础上所做的分析，其研究框架也适用于地方上下级政府的土地政策传导博弈中。
（一）模型假设和基本参数设置
假设1：中央政府出台的是从紧土地调控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
假设2：委托人中央政府是风险中性者，代理人地方政府是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者。
假设3：地方政府操作土地政策的行动可以通过地方工业增加值、财政税收等地区经济指标这些可观测结果得到反映。
假设4：在地根紧缩宏观背景下，地方政府失责行为可使地方获得短期正的产出，且失责程度越高，地方投机收益越大。
假设5：参与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可折成货币单位计量。
假设6：地方政府对土地政策的执行活动、执行结果及中央政府采取行动都是瞬时完成的，不考虑时滞效应，也不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设定a是地方政府对中央土地政策做出反应的一个策略，是连续的一维变量，d∈A，A代表地方政府所有策略集，介于完全不执行到完全执行之间。根据假设4，若d表示完全不执行，则地方可获得较高的短期投机产出；若a为绝对执行，则地方只能获得基本的保留产出。X(a)是地方政府采取行动a的一个可观测经济产出，x是服从概率密度函数为f(x)、分布函数为F(x)的随机变量。由假设3和假设4，可设x，>0且x”<0，即x是关于a的严格递增凹函数，表示地方政府的行动越不完全执行下达的土地政策，则地方的经济产出越大，但违背政令换取的边际产出率递减。
同样地，设e代表中央政府观测到xja对地方政府行动a做出的反应，是连续的一维随机变量，0∈代表中央政府所有反应集，介于完全不查处到全力查处之间，e(x)是关于x的函数，e’>o，e”
（二）参与人的效用函数和基本模型建立
表达式ou(a，e)一x(a)一I(a)一T(。(x))设为代理人地方政府采取行动a的收益函数。表达式右边第一项是用可观测行动结果x(a)表示带给地方政府行动a的短期收益；第二项I(a)表示地方政府执行土地政策行为a的产出所需发生的投入；T(.)是中央政府观测到结果x(a)后作出的反应e，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失责行为进行查处导致地方用地指标缩减、官员追责等损失的失责补偿转移成本。对应的地方政府收益效用函数设为u(∞)。根据假设2，可知代理人地方政府具有阿罗一普拉特意义上的不变绝对风险规避倾向，其VNM效用函数可取为U(co)=-e‘一p’，P是绝对风险规避系数，P>o。
表达式7r(x，e)一[R。-k．x(a)]+T(。(x))一c(e(x))设为委托人中央政府观测到代理人地方政府行动结果x后作出反应e的收益函数。R。-k．x(a)表示中央政府受地方政府行动a及产出x影响后的土地调控收益，其中R。是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传导不受地方政府阻滞的理想调控收益，k是中央政府土地调控收益的折扣系数，受地方政府行动a及产出x影响，由假设3、4、5可知地方政府产出x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央政府调控收益就减少k个单位。T（π)是对地方政府问责后转移过来的失责补偿收益，C(.)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失责行为采取行动的成本，如监察、调查、查处等活动的人力物力支出。相应的中央政府收益效用函数设为V(π)。由于中央政府风险态度中性，故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即E（v（π））一E(7c)。
根据上述假设，很容易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土地调控两级政府优化模型，如下。
中央政府的期望效用为：
第一个约束(IR)是个人理性约束，(经济论文)u是地方政府的保留效用。第二个约束(IC)是激励相容约束。
由于T(.)足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失责补偿转移成本，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后转移过来的补偿收益，故可认为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失责行为实施的问责机制。从而下面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应该怎样设计这样一份地方政府土地问责机制T(ecx))，促使地方政府的行动符合宏观调控意图。
（三）地方政府土地线性问责机制设计
为简化起见，不妨设e=x=a+∈，其中随机变量∈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a2的正态分布，即∈～N(O，a2)。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察查处成本设为C(e(x))一c。+dx，其中c。为基础成本，d是中央政府监察查处成本系数，O
不失一般性和为分析简便，本文只考虑线性问责制度Tcecx))一t+hx，其中t表示一旦中央对地方政府问责后地方政府最基本的应受罚额， 《土地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问责机制的博弈设计(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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