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底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底《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做善述故事的小说。
　　
　　平心而论，陈独秀将如此这般的评价，置之于《红楼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是很可怀疑和挑剔的，至少它并不符合大多数人阅读《红楼梦》的感受和研究《红楼梦》的结果。事实上，一部《红楼梦》因为“干红一窟”、“大旨谈情”，也因为并“无大忠大贤，理朝政，治风俗的善政”，加之又无“朝代年纪可考”，所以很难说它善述历史故事。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即使以极宽泛的涉及大观园之外的社会和朝政作为划分标准，大约也只能举出“可卿丧事”、“元妃省亲”、“贾政外放”、贾雨村、北静王，以及“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等数量不多的文字，何尝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而从序言的意脉看，陈独秀之所以挑剔《红楼梦》文史不分，故事可厌，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针对当时红学界流行的在书中找“本事”和“深义”的索隐之风。用论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却明显忽略了个中差异：研究者在《红楼梦》中找历史，并不等于《红楼梦》本身确实填充了史实与史料。当然，在陈独秀笔下，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所谓“琐屑的故事”，指的是《红楼梦》中有关历史的描写。
　　
　　此点即明，有一个问题随即值得我们关注和回味：茅盾的《导言》虽然表示认同陈独秀有关删削《红楼梦》的“提议”和原则，甚至将其说成是自己叙订节本《红楼梦》的一种由头和动力，但是，一旦进入实际的操作过程，他并没有依照陈独秀的设想，删掉写历史的元素，留下写人情的部分，而是不声不响地做了另外的选择。关于这点，《导言》同样有具体的表述，即阐明了属于茅盾自己的“尽量删削”的三个标准：
　　
　　第一，“灵通宝玉”、“木石姻缘”、“金玉姻缘”、“警幻仙境”等等神话，无非是曹雪芹的烟幕弹，而“太虚幻境”里的“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以及“红楼梦新曲”十二支等等“宿命论”，又是曹雪芹的逋逃薮，放在“写实精神”颇见浓厚的全书中，很不调和，论文章亦未见精彩，在下就大胆将它全部割去。
　　
　　第二，大观园众姊妹结社吟诗，新年打灯谜，诸如此类“风雅”的故事，在全书中算得最乏味的章回……这一部分风雅胜事，现在也全部删去。
　　
　　第三，贾宝玉挨打，是一大段文字，“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又是一大段文字，贾政放外任，门子舞弊，也是一大段文字，可是这几段文字其实平平，割去了也和全书故事的发展没有关系，现在就“尽量删削”了去。
　　
　　总计前后删削，约占全书五分之二。既然删削过了，章回分解就不能依照原样，所以再一次大胆，重订章回，并改题了“回目”。
　　
　　仔细分析和品味以上的“夫子白道”，我们不难发现，茅盾所列出的关于节本《红楼梦》删削原文的三个标准，其实体现了一种基本的、核心的向度，这就是：在保持全著构架完整的前提下，去除那些虚幻的、卖弄的成分，而突出其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显然，这与陈独秀所主张的将“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实际上是两个思路，因而也多有龃龉——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文学高手的笔下，“琐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着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删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复存在。
　　
　　应当看到，茅盾这样叙订节本《红楼梦》，是清晰地打上了个人的精神印记的。它很容易让人想起茅盾由来已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审美观念，甚至想起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的自己的创作经验，“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庶几可以这样说，茅盾是以自己的眼光来打量、解读和删节《红楼梦》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过程，就是阐扬自己所主张的文学写实精神和社会意义的过程。记得曾有学界人士指出，在《红楼梦》的现代接受史上，有一股着力彰显其现实主义的特色与价值的潮流。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茅盾及其节本《红楼梦》，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毋庸讳言，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原本是一个丰富多彩、复杂多元的存在，它的全部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是难以用单一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来把握和概括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可以通过现实主义视角走进《红楼梦》的世界，因为一部《红楼梦》毕竟包含了异常丰富的人情世态和前所未有的写实精神。从这一意义讲，茅盾的节本《红楼梦》终究是一个有特点、有个性的版本。而事实上，这个版本也确实有其生命力。节本《红楼梦》于1935年7月正式出版，到1948年10月，已印到第四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70年代的香港伟青书店和1980年代的大陆宝文堂书店，均曾再版此书。其绝对的发行量尽管一时难以统计，但想来不会太少。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问：在节本《红楼梦》如何删削原文的问题上，茅盾既然并不真正认同陈独秀提出的原则，那么，他为何又要在《导言》中引用陈独秀的观点，以示呼应？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恐怕还要从《红楼梦》自身来找。早在清代乾嘉年间，《红楼梦》已是“人家案头必有一本”，以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之说。“五四”运动中，虽然传统文化颇受冲击，但《红楼梦》凭借流畅的白话文和自身的反封建倾向，依然赢得普遍的赞誉，被视为新文学的“先声”。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胡适的考证和鲁迅的评荐，《红楼梦》的经典和高峰地位已是不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茅盾要对《红楼梦》进行“删削”，是要承担一定的舆论压力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想想对于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訾议，迄今不绝如缕，即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茅盾在叙订《红楼梦》时，很自然地想找一点理论上的依据和观点上的同盟军，于是，他拉来了老朋友陈独秀和他的《红楼梦新叙》。不过即便这样，茅盾内心的矛盾和不安，似乎仍然没有完全消弭，那一句“不免大着胆子，唐突那《红楼梦》一遭儿”，实在耐人回味。
　　
　

《茅盾与节本《红楼梦》(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