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期腐败持续不止的成本效益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这並等於我们就不存在突出的问题。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一致，腐败也越来越成为人们所日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一般地，人们也並不认为腐败就是改革的必然产物，但为什么在变革时期腐败会越来越严重？这成为人们所想得到明确答案的重要问题。本文试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以就教於方家。

一、关於政治腐败的正负功能问题

近年来政治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一同向前发展，其势头之猛令人极为担忧。很多学者对於其原因、性质、危害和治理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认识。其中一种乾脆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出发，认为政治腐败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具有某种正功能。他们提出，根据经济人的假设，「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的权力行为选择也自然要受到需求偏好和成本－效益权衡的制约，腐败行为的发生、发展也与这种成本－效益李联繫。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大多数人们或者说至少是普通人所熟悉的腐败有害论一起，就构成了如何认识腐败的正负功能的问题。这一点对我们对腐败行为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有相当大的影响。

对於腐败行为的正功能，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从以下几个学者中观察到：

（1）塞缪尔　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由於扩大政府管理权而带来的腐败有助於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传统的法律或官僚制度阻碍经济发展，腐败可以成为逾越这些阻碍的有效手段。他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是，腐败可以是较为轻松地实现现代化的润滑剂。

（2）纳森尼尔　里夫提出，腐败具有以下正面的功能：促使政府对发展经济採取更为有利的态度和政策行为；缩小不确定性和增加投资；有利於经济创新；推进竞争和效率；构成阻止决策失误的樊篱。

（3）戴卫　白利则认为，腐败行为具有产生效率、扩大投资、提高政府官员质量、以裙带关係等非正式组织网络支持政府、减少政府制定政策的缺点等作用。

总的来看，关於腐败的正功能，人们争论非常大，但对於腐败行为的危害性（即其负功能）却有极大的一致性，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腐败行为的负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主张腐败行为有一定正功能的人，也不否认其所具有的危害性。他们的方法是将正功能与负功能当作彼此独立的而非彼此相依的事物，把二者当作平行发展的两个因素来看待。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方法是有其巨大缺陷的。下面我们就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政治腐败的正负功能以及腐败有益论中的方法缺陷问题。　二、政治腐败行为的成本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腐败现象的产生与人们的求利动机密不可分。人们的行为都是追求既定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利益可以分为自利和利他两种情况。虽然完全的、排他的自利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但在一般条件下，纯粹的利他也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个人总是具体的个人，个人自身不能存在就根本谈不到利他的问题。所以人们一般地表现为自利的人，腐败行为正是这种自利行为发展到超越法律和制度规范时候的活动。既然讲到自利，就有一个如何进行成本－效益的权量、平衡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会选择收益高於成本的行为，而不是相反。人们的这种行为选择趋向，可以被称之为成本选择定律。如果将这一定律运用到具体的政治腐败行为分析中去，就很容易发现，腐败之所以日益严重化，与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远远高於其成本有莫大的关係。

有一点需要提出的是，腐败者在进行腐败活动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並不仅仅是某一方面，诸如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等某一方面所能够概括的，它是以上诸多方面综合的、总体上的代价和风险。与其它社会行为相比较，腐败行为的成本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

（1）在内容上，腐败成本具有多样性。一般社会活动的成本大致可以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其包容进来；腐败行为的成本则除了以上几点外，还包括了政治上的、精神上的、法律风险上的和社会道德上的损失代价。

（2）在投入上，腐败成本除了事前的投入外，还具有明显的后发性。一般社会活动总是成本投入在前，收益在后；而腐败行为除了事前的投入（如行使公共权力者事前的行贿）和事中的投入（如进行腐败活动过程中的自我道德谴责）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是在先投入权力，腐败案发后根据其收益程度来确定的。

（3）在数量上，腐败成本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由於腐败成本的后发性特征，腐败成本的大小往往是极其悬殊的。比如，相同案情、案值的腐败行为，一件被发现了，其成本就可能极其巨大；而另一件没有被发现，平安无事，其成本相比之下就可以非常之小。这一特点也促使很多人积极地从事腐败活动，敢於冒险。

（4）在性质上，腐败成本具有惩罚性。一般社会活动是按其实际付出来计算的，付出的量就是成本量；而腐败活动成本则必须以高出腐败收益为原则，否则就不可能控制腐败行为的滋长和蔓延。由此可见，腐败成本不是一般性成本，而是一种政治生活领域的特殊的追偿性成本。

（5）另外腐败行为成本还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於腐败行为是一种「负和博弈」，其成本与社会整体密切相关，其成本事实上最终可能是由社会来承担的，只不过是由腐败者进行了事前「预支」而已。比如，「双轨制」下的换轨寻租所付出的巨大贿金，完全从「租金」中支付，是典型的「取之於租金」，他本人並不支付任何成本，而是由社会来支付。

那么，从事政治腐败行为的成本到底包括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呢？我们认为，腐败行为的成本计算要注意兼顾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意区分事前已经付出的实施成本和事后的风险成本；二是要注意比较分析腐败行为的成本和廉洁行为的成本；三是要注意区分个人所付出的成本和社会由此而付出的被动成本（即其负效应）；四是要注意联繫腐败行为的成本和反腐败行为的成本比较。yjqB0|.OaKg]05eqp ?1cJY=YJUtL8RA46Ubw广告论文Bn{9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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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先来分析腐败者个人的事前、事中的实施成本和事后的风险成本：

（1）事前投入的经济成本，如贿金、物资等；

（2）事前投入的权力资源成本，如权钱交易中权力资源的介入等；

（3）事前、事中投入的自我精神折磨、谴责等；

（4）事后的因达到违法犯罪被判刑而丧失的人身自由，甚至是丧失生命的损失；论文变革时期腐败持续不止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5）因违反党纪政纪而受到的各种处分；

（6）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

（7）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可能的政治晋昇机会；

（8）因腐败行为而被课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带来的经济损失；

（9）舆论谴责、人际关係恶化、人格失落等精神和道德上的损失；

（10）因腐败行为而导致的下属的政治支持、忠诚的减弱甚至丧失。

与此相对应，对於政府官员而言，廉洁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所支付的成本就是谋取公共职务、获取公共权力职位的「进入」和「维持」成本。具体地，这种成本可能包括：

（1）获取公共权力职位所需要的相应知识而支付的教育、成长和时间成本；

（2）获得领导或上级认可与赏识、维持良好同事人际关係而支付的公共关係成本；

（3）因廉洁行为而失去的非法收入（相对於腐败者的腐败收入，这也是一种现实损失）；

（4）因廉洁行为而丧失的正常的工资晋昇机会和其它物质利益机会（如有可能就是因为腐败者行为而丧失，如果廉洁者也认同於腐败行为並参与其中是可以争取到这种机会的）；

（5）因廉洁行为而丧失的政治上的正常晋昇机会（包括了前一种情形中的理由，再比如决策者是一个腐败者时的情况，即「正常的事情通过正常渠道不能办好」）；

（6）一定环境内对於廉洁行为而引致精神上的自我压力、过度约束等；

（7）周围环境（如亲友、家属和传统的道德观念对於裙带关係的认同和支持等）对廉洁行为所造成各种困境的谴责和压力；

（8）因廉洁行为而导致的政治支持、忠诚的减弱甚至丧失（如具有较为明显的自利倾向的下属和同事对於廉洁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总会产生一种「距离感」）。

当然，对於腐败行为和廉洁行为的社会成本我们还可以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但大致地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二者的内容都是综合性的，包括了经济、政治、道德和精神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在讨论其收益时也要注意到这一特点。　三、政治腐败的效益与腐败的「高收益、低风险」问题

腐败的收益就是从腐败行为中的「所得」，这种所得不仅仅只局限於某一方面的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也涉及到了社会是否能够从某一腐败行为中得到收益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对此进行讨论）。先来看个人能够从腐败行为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收益：

（1）物质形态的「超经济暴利」，如巨额的贿金、房产，或其它物质方面的财富；

（2）信息或机会的优先性，如政治晋昇的机会、政策改变的事先透露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安全性等；

（3）在向上和向外方面，加强自身与组织或组织其他成员的整合程度（对於腐败的认同可能引起其他腐败者的认同，甚至形成一个较紧密的腐败「小圈子」）；

（4）在向下方面，由腐败引起的一部分下属对自己的倾向性政治支持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