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孙坚、孙策事看三国小说

中国文学史》）这与民间文学的创作特点是一致的。三国故事的流传显然分为两个体系，一是正统史传典籍，一是民间口头讲说。前者以陈书裴注为代表，后者以宋代“说三分”、元代《三国志平话》以及宋元“三国戏”为代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显然既吸收民间创作成果，又大量采纳历史典籍材料，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思路。向民间的倾斜，意味着对民间立场的倾服和对历史细节事实的忽略；向正统典籍的倾斜，意味着对正统观念的接受与对历史细节事实的重视。这本是相互矛盾的两种方法，很难协调地整合在一起。但演义所呈现出来的情况却看起来很协调，比如演义的“三绝”：曹操“奸绝”、关羽“义绝”、诸葛亮“智绝”，这样将人物性格以极致的方式刻画，恰好符合民间创作之特点。但接着就有一个问题：既然“七分事实”作为基础，而作为基础的正史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极致的刻画，那么所谓的“三绝”由何而来？笔者觉得“三绝”与“七分事实”就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一个悖论。其实，“三绝”不过是评论家们的省事的却是简单化的熟语。阅读演义的印象，往往觉得曹操很真实，诸葛亮很假，关羽又很迂。造成这样反差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两种不同创作方式对接在一起，必然会产生不协调呢？笔者甚至觉得，演义的创作就是一种拼接的创作方式。这种拼接的创作方式就是拿来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扬刘抑曹”，以此先人为主，再吸纳正史，因而形成民间材料与典籍材料相互龃龉矛盾之局面亦不足奇怪了。
　　
　　再回到平话与演义对孙坚、孙策事的不同处理。作为民间口头文学结晶的平话，以“帝蜀寇魏”为主题，对立的双方就构成了故事正、反两个方面的主角，处在夹缝中的东吴，无奈地只有退居次要角色。所以，东吴事情在叙述蜀魏争斗时，就可有可无，惯于以单线进展的民间文学，往往顾不得照顾受到委屈的东吴。而演义呢，想取得一种均衡，就必须增加东吴内容。所以在平话里被忽略的东吴的史传材料就大量地增加进来。毕竟这是一种添加，而不是起于最初的、完全的融合，以历史典籍为依据对《三国演义》进行扩充，如果不是十分娴熟，就会出现“食史书而不化之处”。小说里孙坚父子形象比之历史典籍大为逊色，原因即在于此。
　　
　　四、结语
　　
　　三国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作品。经过漫长时代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三国演义》，既带有民间文学色彩，在思想情感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具有群体性和普遍性，同时又打上了作家个人创作的烙印。虽然作家的个性经常湮没子集体意识和群众情感里，但拾取了历史资料作为小说的补充时，又带人了写史者与引用者个人的观点。这就使得这部著作的思想情感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只有把民间与个体创作的区别与表现梳理出来，才能勇于承认二者衔接所产生的矛盾与不协调，从而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周兆新．三国演义丛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91．
　　
　　［2］夏炜，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J］.中州学刊，1984（04）．
　　
　　［3］关四平．以俗融雅以心驭史［J］.北方论丛，2000（01）．
　　
　　［4］徐传武，《三国演义》与史实之六［J］．昌潍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OI）．
　　
　　［5］徐传武，《三国演义》与史实［J］.阅读与写作，1995（06）．
　　
　　［作者简介］
　　
　　李继华（1958-），男，河南太康人，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及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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