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房地产
时，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在台湾进行着一场波及全岛的土地改革——国家以赎买的方式从大地主手中大量购买土地，然后重新分配给贫穷农民。相比大陆，这场温和得多的土改极为成功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和土地矛盾，使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台湾的经济复苏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契约基础。当30年后红色中国的国家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的时候，台湾已经跻身“亚洲四小龙”。
对1949的中国来说，并没有工业文明的需求和压力。中国依然继续着农业经济主导的社会体制。“人民公社”运动是所有中国农民都沦为了“人民公社”的“社员”——或者说，成为被国家长期雇佣的终身“长工”。
在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压制下，被“军事化”的“社员”实质上已经退化成国家的“奴隶”：衣服食物房屋统一配给（大食堂现象）、农具牲口和生产生活用品收归国有、结婚生育由国家审查批准（地主家庭子女极难通过）、子女被集中生活学习（做革命接班人）、禁止逃跑（逃荒）……由此引发了中国农业大倒退。痴人说梦似的“大跃进”人为导致了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数千万“社员”沦为饿殍冤魂。
从1949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几乎一直维持在饥馑的底线边缘。而国家以低买高卖的“剪刀差”从这些黎黑枯槁的农民身上掠走7800亿之巨，对外发生了数场战争，以大量资金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等国，制造原子弹，建设新城市，为非农业户口群体建设工厂、学校、图书馆、文化宫以及其它公共设施……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原始积累。
1980年后，中国又一次“土地改革”开始——“人民公社”被解散，“社员”恢复为农民，但最令农民失望的是，国家并没有恢复农民个体（个人或家庭）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而是被国家以“集体”的名义“承包”给——实质是暂时（3年5年不等进行轮换）租给农民。中国农民实质上由国家的“长工”变为国家的“佃农”，交完“租子”后剩余的归自己支配。这种即使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转变，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仍然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中国农民在1949年后第一次从土地看到希望，30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第一次得到明显的提高。
与此同时，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国家开始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国城市公民的生活水平开始加速度跃升。国家控制的计划工业经济使农资用品（化肥、农药和农机等）飞涨。有限的农业产出到了最高点后，土地收益甚至抵不上“土地租金”。城市化建设和南方新兴的加工业对自由工人产生极大的需求。农民开始放弃“租来”的土地奔向城市。
因为农民没有所有权，杀鸡取卵的耕作方法使大量土地被过度使用的化肥和农药造成严重沙化，使土地生产力退化。从初生的婴儿到耄耋老汉都不能免除的“人头税”，和“三留五统”等数不清名目的沉重税赋使农民彻底绝望，外出打工求生的民工潮在中国此起彼伏。国家开始通过户口政策壁垒、《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以及收容、遣送、异地上学赞助金、城管等低劣的手段，重重阻挠农民进入城市谋生，以巧立名目的收费、罚款、限制和暴力等形式，从这些中国最贫穷的公民身上继续敲诈和掠夺。
工业化20年后，国家财富的疯狂增长令举世咋舌。这其间，国家一方面不断提高农民的税赋，另一方面，以市场化的名义“巧妙”地摆脱了对农民的医疗、教育等责任和义务。面对高企的医疗费和小学中学大学学费，农民依然难免一贫如洗，甚至自戕的悲惨现实。
2006年，农业税和农村9年“义务教育”学费终于被富裕的国家慷慨免除。但是，一场针对沉睡多年的土地的“阴谋”随之出笼。
三 城市
城市是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商品社会的产物。城市的产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得到更好的改善。城市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使生产率极大提高，从而使整个社会财富增值。城市的诞生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人的大量聚居和流动形成的商业社会，城市就会自然形成。比如自然资源极差（几乎泡在水里）的威尼斯就是一个典型。
对城市来说，居住和生活是一种基本功能。更重要的是，城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商品交易平台。人们来到城市并不是因为喜欢拥挤，（人口稀疏亲近自然的乡村其实更适合人类“诗意栖居”。）而是因为在城市可以进行更好的商品交易。劳动力、农业工业产品、艺术品等可以在城市迅速转化为商品。正因为如此，城市的另外一种非常典型的特点是人口的高流动性。
迁徙和流动是动物的一种本性，人也一样。因为工作、家庭、理想等原因，城市中的人流动性要大大高于“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所以在世界所有发展比较成熟的城市里，虽然住房数量巨大，但租赁仍是人们解决居住问题主要途径之一。
1949年后，中国从国家政治的考量“制造”城市。但因为没有现代城市理念和商业因素的支持，以行政功能和工业生产构成的单一城市实质上是失败的，因此它更像是一个大村庄，或者一个大工厂。好在有从农村以“剪刀差”敛聚的大量资金投入，才使这些“城市农民”修建的“农民城市”免于破产。
不客气地说，中国当时所谓的“城市”是在摧毁“真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伪城市”。“农民出身”的毛就曾经对梁思成讲，他心目中的北京城应当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眼望去全是烟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要“破旧立新”，硬生生把西便门、东直门、永定门之类的“北京城”几乎全部摧枯拉朽——好在留下了天安门。
1980年后，市场经济被部分允许，商业开始起步，面有菜色的城市开始获得生机。依然以计划经济的工业化思想为先导的国家开始在城市周边大搞工业开发区。大量土地被从农业用地改为工业用地。无地可种的农民作为“占地工”转变为“工人”进入工厂。可惜好景不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开发区多大夭亡。除过当时招商引资的官吏因为短期表面的“政绩”飞黄腾达外，农民和国家成为最大的冤大头。
2000年后，信息技术革命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使商品经济在中国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产业为国家提供的税收越来越高。管理落后的国有中小型企业被国家以暧昧的手段变现甩脱，充满商业色彩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开始在中国脱缰狂奔。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硬件制造商，自然成为时代的新宠和新贵。城市的扩张随之引发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圈地运动。土地成了全社会觊觎的猎物。土地的主人成了所有房地产商献媚讨好的全中国最牛叉的甲方。土地的主人——国家又笑了。
四 房子
全世界的人类都要住在房子（或者洞穴）里。房子可以是自己盖的，但必须盖在地上。土地也是一种商品，盖房子得先买地。
在中国，农民就是买了地自己盖窝。你钱多，你就可以盖皇宫那么大。
1949后，中国所有的土地成了国家的，中国人没地了；中国所有的房子也被国家没收了。但国家还是很仁义的，通过官吏对房子进行重新分配，虽然官吏住得更大，但保证每个人都不会露宿野外。至于你在这 《中国特色的房地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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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49的中国来说，并没有工业文明的需求和压力。中国依然继续着农业经济主导的社会体制。“人民公社”运动是所有中国农民都沦为了“人民公社”的“社员”——或者说，成为被国家长期雇佣的终身“长工”。
在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压制下，被“军事化”的“社员”实质上已经退化成国家的“奴隶”：衣服食物房屋统一配给（大食堂现象）、农具牲口和生产生活用品收归国有、结婚生育由国家审查批准（地主家庭子女极难通过）、子女被集中生活学习（做革命接班人）、禁止逃跑（逃荒）……由此引发了中国农业大倒退。痴人说梦似的“大跃进”人为导致了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数千万“社员”沦为饿殍冤魂。
从1949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几乎一直维持在饥馑的底线边缘。而国家以低买高卖的“剪刀差”从这些黎黑枯槁的农民身上掠走7800亿之巨，对外发生了数场战争，以大量资金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等国，制造原子弹，建设新城市，为非农业户口群体建设工厂、学校、图书馆、文化宫以及其它公共设施……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原始积累。
1980年后，中国又一次“土地改革”开始——“人民公社”被解散，“社员”恢复为农民，但最令农民失望的是，国家并没有恢复农民个体（个人或家庭）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而是被国家以“集体”的名义“承包”给——实质是暂时（3年5年不等进行轮换）租给农民。中国农民实质上由国家的“长工”变为国家的“佃农”，交完“租子”后剩余的归自己支配。这种即使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转变，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仍然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中国农民在1949年后第一次从土地看到希望，30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第一次得到明显的提高。
与此同时，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国家开始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国城市公民的生活水平开始加速度跃升。国家控制的计划工业经济使农资用品（化肥、农药和农机等）飞涨。有限的农业产出到了最高点后，土地收益甚至抵不上“土地租金”。城市化建设和南方新兴的加工业对自由工人产生极大的需求。农民开始放弃“租来”的土地奔向城市。
因为农民没有所有权，杀鸡取卵的耕作方法使大量土地被过度使用的化肥和农药造成严重沙化，使土地生产力退化。从初生的婴儿到耄耋老汉都不能免除的“人头税”，和“三留五统”等数不清名目的沉重税赋使农民彻底绝望，外出打工求生的民工潮在中国此起彼伏。国家开始通过户口政策壁垒、《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以及收容、遣送、异地上学赞助金、城管等低劣的手段，重重阻挠农民进入城市谋生，以巧立名目的收费、罚款、限制和暴力等形式，从这些中国最贫穷的公民身上继续敲诈和掠夺。
工业化20年后，国家财富的疯狂增长令举世咋舌。这其间，国家一方面不断提高农民的税赋，另一方面，以市场化的名义“巧妙”地摆脱了对农民的医疗、教育等责任和义务。面对高企的医疗费和小学中学大学学费，农民依然难免一贫如洗，甚至自戕的悲惨现实。
2006年，农业税和农村9年“义务教育”学费终于被富裕的国家慷慨免除。但是，一场针对沉睡多年的土地的“阴谋”随之出笼。
三 城市
城市是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商品社会的产物。城市的产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得到更好的改善。城市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使生产率极大提高，从而使整个社会财富增值。城市的诞生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人的大量聚居和流动形成的商业社会，城市就会自然形成。比如自然资源极差（几乎泡在水里）的威尼斯就是一个典型。
对城市来说，居住和生活是一种基本功能。更重要的是，城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商品交易平台。人们来到城市并不是因为喜欢拥挤，（人口稀疏亲近自然的乡村其实更适合人类“诗意栖居”。）而是因为在城市可以进行更好的商品交易。劳动力、农业工业产品、艺术品等可以在城市迅速转化为商品。正因为如此，城市的另外一种非常典型的特点是人口的高流动性。
迁徙和流动是动物的一种本性，人也一样。因为工作、家庭、理想等原因，城市中的人流动性要大大高于“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所以在世界所有发展比较成熟的城市里，虽然住房数量巨大，但租赁仍是人们解决居住问题主要途径之一。
1949年后，中国从国家政治的考量“制造”城市。但因为没有现代城市理念和商业因素的支持，以行政功能和工业生产构成的单一城市实质上是失败的，因此它更像是一个大村庄，或者一个大工厂。好在有从农村以“剪刀差”敛聚的大量资金投入，才使这些“城市农民”修建的“农民城市”免于破产。
不客气地说，中国当时所谓的“城市”是在摧毁“真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伪城市”。“农民出身”的毛就曾经对梁思成讲，他心目中的北京城应当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眼望去全是烟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要“破旧立新”，硬生生把西便门、东直门、永定门之类的“北京城”几乎全部摧枯拉朽——好在留下了天安门。
1980年后，市场经济被部分允许，商业开始起步，面有菜色的城市开始获得生机。依然以计划经济的工业化思想为先导的国家开始在城市周边大搞工业开发区。大量土地被从农业用地改为工业用地。无地可种的农民作为“占地工”转变为“工人”进入工厂。可惜好景不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开发区多大夭亡。除过当时招商引资的官吏因为短期表面的“政绩”飞黄腾达外，农民和国家成为最大的冤大头。
2000年后，信息技术革命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使商品经济在中国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产业为国家提供的税收越来越高。管理落后的国有中小型企业被国家以暧昧的手段变现甩脱，充满商业色彩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开始在中国脱缰狂奔。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硬件制造商，自然成为时代的新宠和新贵。城市的扩张随之引发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圈地运动。土地成了全社会觊觎的猎物。土地的主人成了所有房地产商献媚讨好的全中国最牛叉的甲方。土地的主人——国家又笑了。
四 房子
全世界的人类都要住在房子（或者洞穴）里。房子可以是自己盖的，但必须盖在地上。土地也是一种商品，盖房子得先买地。
在中国，农民就是买了地自己盖窝。你钱多，你就可以盖皇宫那么大。
1949后，中国所有的土地成了国家的，中国人没地了；中国所有的房子也被国家没收了。但国家还是很仁义的，通过官吏对房子进行重新分配，虽然官吏住得更大，但保证每个人都不会露宿野外。至于你在这 《中国特色的房地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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