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城市排行榜--城市公司化

倪鹏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的博士后、副研究员，从1998年起，他开始专心做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每座城市的竞争力都是以数学模式计算出来。倪鹏飞解释说，所谓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就像500强企业排序依据营业收入一样，城市竞争力的排序依据的是它赚钱的能力。

今年3月2日，倪鹏飞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答案――由他主编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布。这份438页的报告，对全国比较有影响的200座城市进行了竞争力排名;对其中47座重点城市作详细分析。在长长的序列中，综合竞争力前5名分别是:香港、上海、深圳、北京和澳门，如果不计算香港和澳门，则补上广州和东莞。排在最后的5座城市是:双鸭山、鹤岗、枣庄、营口和六盘水。第一阵营全部是东南沿海城市，而“压阵”的则无一例外的都是矿城。

如果统计排在前20名的明星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只有一半，另外半壁江山则被苏州、东莞、宁波、无锡这样概念中的“小城”割据。在倪的研究中，东莞的综合竞争力指数是87.87，是沈阳的两倍多、长沙的三倍多、郑州的八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产业发展主要靠中央政府根据具体需要来确定和调整。”倪鹏飞说，沈阳、长春、哈尔滨是那一时代的明星，而现在东莞、苏州、宁波的崛起则勾画了新的城市版图。

竞争力分析最重要的是建立指标体系，这是一个城市算分的框架――居民每年能赚多少钱、沙尘暴的天数、每百人拥有的手机数、城市的就业率、识字人口、个体户比重、买到盗版光盘的难度以及市长的知名度等等。这样的指标可以无限细分下去，它们加起来就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1998年倪鹏飞写作一篇相关论文时涉及的指标只有21项。1999～2000年，倪鹏飞做博士论文，他分析了24座城市的竞争力，这时他的指标体系已经丰富到了88项。去年3月份做第三次系统研究时，三级指标一共达到了228项;而在其下还有未进入报告的260多项初始指标。最终提取了300多个数据，进行了上亿次计算。

“指标的选择都是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倪鹏飞说，“比如说‘社会稳定性’，在我的体系中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在一个大稳定的环境下各个城市相差不多。而另一方面，地区间经济却落差巨大，香港GDP增长1%和某个西部城市增长1%，可是不同的概念。”2002年倪鹏飞有了一个去不同城市讲课的机会，这使他的研究融入了更多的实证经验，“一般我会提前一个星期，去请教当地的经济学家、政研室的官员甚至是市长。”倪鹏飞说，“比如‘地均GDP’的指标就是受了东莞市长的启发，东莞的流动人口相当大，仅用人均GDP来衡量显然不准了。”

他并不是想给中国城市排出个子丑寅卯，而是想看一看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正在变成消费品，而城市的政府应该把投资者、旅游者、市民当作顾客和消费者;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环境当作产品”。市长成为城市的营销者，领导班子成为董事会。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竞争力的排行榜，更像一篇中国城市的“消费指南”。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吴志强1996年留学回国，发现国内城市之间竞争激烈，“计划经济时代，地方执行中央的任务，而现在地方政府则是主动出击争夺资源，他们是利益的主体，越来越多地用管理公司的方式管理城市，争取投资者与游客的消费。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有维护公平与公正的职责，照顾弱者。未来的政府，将同时操控这两套并行的体系。”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来说，第一个转折刚刚发生。谁能成为上海的公关公司

“80年代末大家都爱看《射雕英雄传》，我记得前面插有一则广告，一个年轻女子用磕磕巴巴的普通话，说着到了香港一刻也停不下来，吃东西买东西，再买东西再吃东西。内地观众开始逐渐知道‘香港是购物天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说，这应该中国城市最早的一则营销案例了。

3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上海市政府正打算将上海市作为一项产品进行形象公关，并且已经开始着手挑选中意的公关公司。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这7年内，至少会有一家公关公司以“塑造上海独特的魅力”为己任，以达到宣扬其城市精神、提升上海的知名度及国际影响力的目的。这则消息在3月6日记者致电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时得到证实，新闻办陈先生告诉记者:“倒是确有其事，我们是在接触一些公关公司，但事情也只是在刚刚开始运作中，并且这个消息我们从来没有对外发布过，也不会对此事作任何说明和评论。”

“在国外，将一座城市作为一项产品请一些专业的公关策划公司进行设计、包装和推广是很常见的事。上海能走出这一步，不能不说是一次进步。”北京现代城市形象研究所所长、北京MCI专家团总策划居易教授说，“上海申博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形象公关，他们把世博会做成了和北京办奥运一样，是全国人民的事。还有前年上海承办APEC会议也使上海几乎成了全世界的焦点，堪称中国城市营销的成功案例。上海非常善于以‘售卖精神’获利。”

有类似效果的还有昆明和哈尔滨。昆明以春天概念这张“名片”，使昆明在2002年实现旅游收入141.4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际游客7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1.6亿美元。哈尔滨市旅游局用他们两年间在央视投下的300多万元的城市形象广告，换来的是“冰雪节”5个亿的收入净增长。

在倪鹏飞的测评报告中，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是国内第一梯队的城市，但其中的“贫富分化”程度也是十分严重。上海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是368.39，北京是165.17，超过北京200多点。在77项重要指标中，上海排在第一的有20项，北京处于第一的13项。事实上，无论谁会得到上海市政府的公关订单，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公司化已先行一步。上海超越北京？kq`Ij5TIs(mqh#9shwE{mvyss=7tza66WENE^KI9~igWqb HC*~C=4V5?

“上海的竞争力超过北京并不奇怪，因为每个城市的角色不同。如果早几年做测算的话，我估计广州和深圳会排在上海前面。”项目组的许峰对记者说，“中国经济带是由南向北逐步繁荣的，最早开放的是广东，其次是上海开发浦东。另一方面，北京所独有的政策优势正在变弱，比如北京申奥、上海申博，中央政府都支持;上海有汽车产业，现在北京也有了。”作为反映城市日用品生产水平的“综合市场占有率”，北京与上海相差十分悬殊，上海排第1位，北京是198位，“这说明北京并不是经济的中心，我国老的工业基地在‘三线’、东北和西南，日用品轻工业在上海，此外，‘虚拟经济’也是北京所欠缺的――证券交易市场、黄金交易所都在上海。”论文解读中国城市排行榜--城市公司化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人均GDP”是描述个人财富的指标，在倪鹏飞的统计中，上海排第4，北京是第6，而落实到单位土地上的财富（“地均GDP”）相差更大，上海是第4位，北京是22位。是不是北京人收入整体不如上海人？许峰的解释是:“我们计算的是整个市区，而并不仅是城区。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如果我们开车从上海城市边缘出发，开五六十公里景色都差不多，而北京不同，荒凉多了。”

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给了记者一个数字，2001年时北京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之比是1.17∶1，到2002年时扩大达到了1.47∶1。“城乡差别一直在扩大，郊区的发展跟不上，这是北京与上海的人均GDP存在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城市经营中土地的消耗多但产出低，浪费很多资源。并且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原先布局于城市中的一些产业要下放到郊区，而过大的城乡悬殊使得郊区不具备这些产业的接收条件。这就直接制约了城市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实际上，北京与上海的差距并不仅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北京周边最大的三座城市:天津排在9位，石家庄在第34位，唐山在第53位;而上海周边的苏州、宁波、杭州、南京、无锡都排在前20名。“天津的发展最近比较迟缓，作为港口城市受到大连、青岛、烟台等渤海港口的挤压，而唐山则是在地震后重建起来的。但上海就不同了，依托的是江浙一带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产业链完备。北京再往北是内蒙古和东北，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尚在转型之中，上海的纵深则是整个延长江经济带。从区位看，上海是整个大中华的出海口，而天津只能说是北京和河北的出海口。”许峰说如果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北京是带着几个落后的小兄弟与上海的几个新贵在竞争，“好像瑞典乒乓球队和中国队比赛，瑞典的老瓦尔德内尔可能会赢中国的孔令辉，但并不能说瑞典队就比中国队实力强，打团体赛还是可能输的。单纯的竞争力排名是没有意义的，眼前只是一堆抽象的数据，更重要的是能够读懂格局――你的兄弟们怎么样？”

在记者采访中，对于上海、北京的另一种比较更多地来自交通问题;这是衡量城市一大消费者“居民”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接受采访时说，“北京在城市规划上确实落后于上海，这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北京长时间承担的政治中心所构成的先天不足。北京最开始的邻里单位规模不是很大，但建国后借用苏联城市的‘大街坊’概念，一个街坊占地十几公顷的面积，这已经很大了。后来引进‘小区’后规模变得更大，一个小区通常要占地30到60公顷，小区边界、路口的间距都在五六百米以上。北京原来的道路就很稀，大街没有几条，内城九门互相不通，要绕着走。而邻里单位越来越大之后，道路就更得加宽，非宽不行。道路越宽就越吸引车流量，北京的道路在很长时间就陷入路越宽车越堵的恶性状况。直到9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