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

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大陆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大陆电视认知体现出一条“宣传价值——新闻价值，文学特征——信息特征，平面报道——深度报道……”的理性发展线路。中国的电视新闻在早期，基本是电视宣传——电视政治宣传。作为时代的政治意志的简单传声筒，电视，其理性高度匮乏。后来，对新闻价值的强调，使电视作为事实反映的工具的特征体现出来，电视理性萌芽。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使电视理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也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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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界的深度报道是八十年代主要由报纸发展起来的。它极大地突破了平面化简单化两极化的新闻思维习惯，而采用立体化的手法，全方位多层次地思考、解剖新闻事实，侧重于揭示事物、现象的全面真实、实质及意义，提供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关的事物现象的互动关系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前景趋势的预测等。深度报道是我国新闻主体性理性发展的标志。但因为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八十年代的电视深度报道并未充分发展起来。九十年代，国家的政治、社会条件不断改善，深度报道得到了普及泛化，加之电视语言的成熟，形成了九十年代蔚为大观的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潮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九十年代深度报道的标志性作品。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把电视深度报道推向了当下的极致。除了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具有全国影响的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栏目外，各城市台、各省级台后来连县级台也先后创办了各种新闻评论栏目。它们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或现象进行多侧面、多角度、深层次的剖析，力求保持平实、冷静、客观、科学的态度，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理性得到张扬。
专题片、纪录片也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中国九十年代的纪录片运动的意义不仅是使纪录片的创作方法产生重大变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无疑也反映了电视理性的发展历程。理性往往与冷静、客观紧紧相连。《望长城》之后中国电视界对客观纪实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电视理性对电视的现代性的探索。思考者从前台淡出，实际上是让真正的理性出场，纪录片的解说词从八十年代的“情感外露”向九十年代的“情感内敛——无情的解说”演化，说得越来越少，理性与反思却越来越多。说教不是理性，恰恰是理性缺乏的标志。将观众视为对等的对话者，并将镜头聚焦民间，一种平等、民主意识在纪录片中的贯彻，也是电视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使纪录片真正成为了中国人现代生活的历史档案，有学者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认定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1），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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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电视审美的现代性考察
如果从西方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主义）”出发，我们很难在中国的电视实践中找到那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的先锋派艺术（如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前卫运动）的痕迹。广义的先锋派所持的现代观，是对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现代观的激烈的批判。它所采取的批判的方式则是从公开的反抗到无政府主义，到打倒一切、销毁一切，到贵族式的自我放逐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审美的现代性在中国缺乏电视语境。
如果，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历程。
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审美的现代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审美方式发生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审美模式之后，中国审美接上了更为悠久的民族审美传统，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面向世界的审美态度，民族审美观发生了显著的现代变化。民间审美意识的转化给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进程。正是在电视与观众的互动中，电视审美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显。早期电视叙事的“好人——坏人”“善人善报，恶人恶报”的模式，已渐渐被加入更多的“屏蔽”因素而改变，曲折的情节而不是结论成了人们观看电视的动因，新的“惩恶扬善”的程式，已经带有明显的叙述工具的后现代色彩，而不再是创作者着力追求的道德宣教的目的。抒情的方式，已经从话剧式的夸张，日趋接近生活的本色，大家越来越接受的方式，就是把感情用幽默和玩笑包装起来，再轻轻悄悄地敞开，一切都要“自然”。视角审美越来越高度时尚化，电视屏幕的色彩从“大红大绿”、高饱和度向中性色中间色、低饱和度变化（如电视台台标风格的整体变化，舞台灯光的变化……），电视的节奏的宽容度极大扩张，以“帧”为单位的频闪也能为人接受。现代审美的标志性因素，那些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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