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念：张爱玲与王安忆写作之比较
爱·念：张爱玲与王安忆写作之比较
于姗
一、爱情中的女性
关注都市女性的生存际遇，审视反思女性的命运转折，是同为女性作家的张爱玲与王安忆共同的写作特点之一。从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对女性加以观照，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凸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一）家的回归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这是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的一个著名观点。的确，女性在出生伊始，并不知道以后的自己会是怎样的角色，也没有上帝指明她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之路，唯有她自己在生命的不断寻求探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在历经曲折之后，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追寻与回归，思考与抉择，成为张爱玲与王安忆两位女作家笔下共同的故事题材，只是她们笔下的女性们在回归的心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婚姻生活，张爱玲始终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揭示了男权制话语社会里女性被精神奴役的创伤及其对男性的依赖，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们在“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振聋发聩的口号鼓动下，纷纷出走，然而，时代并没有在经济、社会、婚姻等方面提供给妇女们足够自由独立的土壤，封建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女人们，她们的命运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嫁个好男人、找个好归宿、做个好“太太”成为都市女性人生的终极目标，所谓的学历、丁作只是“一份昂贵的嫁妆”，换取婚姻的砝码而已。要么回归，要么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她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于是，《倾城之恋》里便出现了一个在不愿意守寡亦不甘心堕落的心态下，最终攀附了一个有经济保障男人的白流苏。其实，在张爱玲笔下，像白流苏这样缺乏自主意识、经济不能独立、人格和感情上依附男人的女子们还有很多。无论新派女性还是旧派女子，她们挣扎、堕落、迷茫、不甘，而最终逃不过甘居于男性脚下的命运，有的也曾有过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最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于是“回家”或“堕落”成了她们的归路，：
与张爱玲不同，王安忆更多的是以一种近世俗的民间立场讲述着上海大都市女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观照女性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时，体现出的是一种理解、宽容与温情。20世纪90年代，一个开放进步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主意识，她们不必再依附于男性来换取物质财富和生存。她们明白自己的幸福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 (论文范文 fanwen.oyaya.net) 正如王安忆在《上海女性》中言：“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譬如《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她所创造的这个家庭上，每天精心调制饭菜，把丈夫收拾得干干净净，自己织着暖融融的毛线，她觉得满足了。可见，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女人是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的追求。
（二）爱的境界
物质匮乏的恐惧中，谋生成为爱的前提。这是张爱玲笔下女性的爱情格局。与之不同的是，在王安忆笔下女性的情感世界里，爱是生活的源泉，她根本不让自己笔下的女人有物质的匮乏感，而重在探讨她们的情感需要，从而呈现两种不同的境界、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对现实又显出惊心的精明。纵然是有着惠质兰心，但是现实又迫使她们不得不委曲求全在婚姻中求得安稳。张爱玲以一种近乎冷视的目光，冷漠的笔触，悲观的情绪来揭示生逢乱世的女人们无奈而又真实可悲的处境，依附男性的奴性心理以及以婚姻换生存的寄生心理：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不管命运多么崎岖，生活多么灰暗，她们生命的底色是温暖的，生机勃勃的。她们身处和平时代，有着独立的经济能力，对生活存在着无可限量的热情，这使得她们对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存有信心。她们都是“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与归，宜其家室”的女性。女性首先要做个人，然后才是女人，女性的救赎需要靠自己、、如《长恨歌》中坚韧的王琦瑶、《流逝》中刚强的欧阳端丽、《妹头》中独立聪慧的妹头等，这些都是王安忆理想中的女性，为了自己的目的，不论是爱情还是婚姻，虽九死而不悔，聪颖、独立、坚韧、美丽、善良、顽强这些女性美好的特质在她们身上充分体现，她们就是拯救自己的英雄。可以说女性逐渐从自我价值迷失中找回自己。
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女性不断地探寻着自己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男性的依附也在慢慢减退。两位作家笔下的都市女性都是通过走人婚姻，回归家庭，进而反思自己的出路的。虽然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女性只是从物质层面上认识到女性应该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也没有进一步明确未来女性的理想之路，只是在精神领域上初步有了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雏形，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两位女作家对女性自由命运的探寻和思考，为后来女性意识真正的崛起和成长提供了先决条件。
一、怀念中的光影
上海特有的城市文化与魅力，似乎使每个上海人都有着一种对旧上海生活欣赏与迷恋的情结，对于同在上海生活过的张爱玲与王安忆也不例外，她们的都市小说里，都有着对旧上海精致细腻生活情趣的描绘，丰富斑斓城市存在的陶醉与欣赏。但二者对旧上海光影追念时的情怀和视角却各有不同。
（一）古宅与弄堂，不同空间里的别样情怀
城市的空间结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座城市具有隐喻色彩的文化符号。对于老上海城市空间的描绘，是张爱玲与王安忆体现怀旧色彩时共同关注的题材。不同的是，前者钟情于庭院深邃的古宅而后者则青睐于形形色色的弄堂。这与两位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张爱玲是没落世家的后裔，老式洋房的阴冷与凄清，鸦片的烟香与云雾，是她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影像。忧伤压抑的情致下，一幢幢令人不寒而栗的、昏昏沉沉的大院深宅几乎出现在张爱玲的每一部小说之中。冷寂的姜公馆（《金锁记》）、伤感的白公馆（《倾城之恋》）、暧昧的杨太太府第（《留情》），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似乎总笼罩在一种旧时悠悠的空气之中，富丽堂皇的公馆映衬 《爱·念：张爱玲与王安忆写作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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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姗
一、爱情中的女性
关注都市女性的生存际遇，审视反思女性的命运转折，是同为女性作家的张爱玲与王安忆共同的写作特点之一。从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对女性加以观照，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凸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一）家的回归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这是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的一个著名观点。的确，女性在出生伊始，并不知道以后的自己会是怎样的角色，也没有上帝指明她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之路，唯有她自己在生命的不断寻求探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在历经曲折之后，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追寻与回归，思考与抉择，成为张爱玲与王安忆两位女作家笔下共同的故事题材，只是她们笔下的女性们在回归的心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婚姻生活，张爱玲始终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揭示了男权制话语社会里女性被精神奴役的创伤及其对男性的依赖，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们在“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振聋发聩的口号鼓动下，纷纷出走，然而，时代并没有在经济、社会、婚姻等方面提供给妇女们足够自由独立的土壤，封建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女人们，她们的命运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嫁个好男人、找个好归宿、做个好“太太”成为都市女性人生的终极目标，所谓的学历、丁作只是“一份昂贵的嫁妆”，换取婚姻的砝码而已。要么回归，要么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她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于是，《倾城之恋》里便出现了一个在不愿意守寡亦不甘心堕落的心态下，最终攀附了一个有经济保障男人的白流苏。其实，在张爱玲笔下，像白流苏这样缺乏自主意识、经济不能独立、人格和感情上依附男人的女子们还有很多。无论新派女性还是旧派女子，她们挣扎、堕落、迷茫、不甘，而最终逃不过甘居于男性脚下的命运，有的也曾有过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最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于是“回家”或“堕落”成了她们的归路，：
与张爱玲不同，王安忆更多的是以一种近世俗的民间立场讲述着上海大都市女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观照女性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时，体现出的是一种理解、宽容与温情。20世纪90年代，一个开放进步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主意识，她们不必再依附于男性来换取物质财富和生存。她们明白自己的幸福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 (论文范文 fanwen.oyaya.net) 正如王安忆在《上海女性》中言：“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譬如《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她所创造的这个家庭上，每天精心调制饭菜，把丈夫收拾得干干净净，自己织着暖融融的毛线，她觉得满足了。可见，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女人是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的追求。
（二）爱的境界
物质匮乏的恐惧中，谋生成为爱的前提。这是张爱玲笔下女性的爱情格局。与之不同的是，在王安忆笔下女性的情感世界里，爱是生活的源泉，她根本不让自己笔下的女人有物质的匮乏感，而重在探讨她们的情感需要，从而呈现两种不同的境界、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对现实又显出惊心的精明。纵然是有着惠质兰心，但是现实又迫使她们不得不委曲求全在婚姻中求得安稳。张爱玲以一种近乎冷视的目光，冷漠的笔触，悲观的情绪来揭示生逢乱世的女人们无奈而又真实可悲的处境，依附男性的奴性心理以及以婚姻换生存的寄生心理：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不管命运多么崎岖，生活多么灰暗，她们生命的底色是温暖的，生机勃勃的。她们身处和平时代，有着独立的经济能力，对生活存在着无可限量的热情，这使得她们对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存有信心。她们都是“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与归，宜其家室”的女性。女性首先要做个人，然后才是女人，女性的救赎需要靠自己、、如《长恨歌》中坚韧的王琦瑶、《流逝》中刚强的欧阳端丽、《妹头》中独立聪慧的妹头等，这些都是王安忆理想中的女性，为了自己的目的，不论是爱情还是婚姻，虽九死而不悔，聪颖、独立、坚韧、美丽、善良、顽强这些女性美好的特质在她们身上充分体现，她们就是拯救自己的英雄。可以说女性逐渐从自我价值迷失中找回自己。
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女性不断地探寻着自己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男性的依附也在慢慢减退。两位作家笔下的都市女性都是通过走人婚姻，回归家庭，进而反思自己的出路的。虽然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女性只是从物质层面上认识到女性应该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也没有进一步明确未来女性的理想之路，只是在精神领域上初步有了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雏形，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两位女作家对女性自由命运的探寻和思考，为后来女性意识真正的崛起和成长提供了先决条件。
一、怀念中的光影
上海特有的城市文化与魅力，似乎使每个上海人都有着一种对旧上海生活欣赏与迷恋的情结，对于同在上海生活过的张爱玲与王安忆也不例外，她们的都市小说里，都有着对旧上海精致细腻生活情趣的描绘，丰富斑斓城市存在的陶醉与欣赏。但二者对旧上海光影追念时的情怀和视角却各有不同。
（一）古宅与弄堂，不同空间里的别样情怀
城市的空间结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座城市具有隐喻色彩的文化符号。对于老上海城市空间的描绘，是张爱玲与王安忆体现怀旧色彩时共同关注的题材。不同的是，前者钟情于庭院深邃的古宅而后者则青睐于形形色色的弄堂。这与两位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张爱玲是没落世家的后裔，老式洋房的阴冷与凄清，鸦片的烟香与云雾，是她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影像。忧伤压抑的情致下，一幢幢令人不寒而栗的、昏昏沉沉的大院深宅几乎出现在张爱玲的每一部小说之中。冷寂的姜公馆（《金锁记》）、伤感的白公馆（《倾城之恋》）、暧昧的杨太太府第（《留情》），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似乎总笼罩在一种旧时悠悠的空气之中，富丽堂皇的公馆映衬 《爱·念：张爱玲与王安忆写作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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