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一门‘年轻的科学’来加以说明的”。对于当代认知科学来说，当前的维特根斯坦派学人也持有类似情绪。
说乔姆斯基派学人的语言学，以及其他一些使自己致力于成为“认知科学”之组成部分的学术专业，都是值得尊敬的学科，都是一些使非常睿智的人在其中进行精力充沛的相互辩论的论坛，这是一回事；而说这些学科都曾经对我们的知识做出过贡献则是另外一回事。许多同样值得尊敬的学科也曾经辉煌过，但在衰败之后却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贡献。15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17世纪的赫尔墨斯神智学(hermeticism)以及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都是一些广为人知的例子。
维特根斯坦派学人认为，认知科学究竟是一种成功的、能够名垂青史的、使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承担研究心理和语言之任务的尝试，还是另一种迄今为止仍然促使哲学走一条安全可靠的科学之路——和其他所有各种道路一样，这条道路也同样由于自身的负重而最终崩溃了——的尝试，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所怀疑的是，认知科学也许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化学脱离哲学的方式，通过展示它那派生出各种新技术的能力，而使自身摆脱哲学的束缚。狂热地鼓吹认知科学的学者们认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都是独断的行为主义者，而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则使用与培根用来批判晚期经院哲学的术语完全相同的术语来批判乔姆斯基学派。他们用与培根考虑奥卡姆和司各脱的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考虑乔姆斯基和福达：他们的所有各种美妙理论和精致论证，都不可能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他们都是在建造空中楼阁。
二、构成性：福达对布兰登
福达试图通过下列论证来打破这种困境，即如果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希望做到的并不只是提出与行为主义相似的偏见，那么，他们就必须提供某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关于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的理论。他所怀疑的是，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只不过是“语义学整体论”，只不过是认为“一种表达的意义是由它的所有各种推论关系构成的，因而是由它在语言中发挥的全部作用构成的”的学说而已。
戴维森曾经潜在地提出过这种学说，而布兰登则把它明确地提了出来。由于对各种表达在语言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研究，也就是对乔姆斯基所谓的“在由经验构成的现实世界中进行的成功沟通”的研究，而且，由于整体论者们都无法轻而易举地把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与认识一个人以这个世界为中心的一般方式的过程区别开来，所以，这种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变成被乔姆斯基轻蔑地称为“无所不包的理论”的东西。凶此，语义学不可能是一种与化学有几分相似的学科，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是某种学科。戴维森和布兰登之所以没有为热衷于认知科学的年轻学者提供任何可供他们实施的研究纲领，乔姆斯基之所以认为这些人很像蓄意进行阻挠活动的勒德分子(obstructionistLuddites)，原因就在于此。而且，布兰登之所以在坚持卡尔纳普以往区别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过程中根本不得要领，原凶也在于此。
福达认为，可以对语义学整体论者做出某种断然的同答，从而使乔姆斯基派学人完全占领这个领域。这种回答就是语言是构成性的：“各种从句法角度来看复杂的表达所具有的意义，就是它们那与句法成分的意义共同存在的、句法结构所具有的功能。”161因为“意义是构成性的，而各种推论作用却都不是构成性的，所以意义不可能是推论作用”[17]。福达对这个要点的详细说明如下：
“棕色乳牛”这个短语的意义……取决于与其句法共同存在的“棕色”和“乳牛”所具有的意义……但是现在，初看起来，棕色乳牛的推论作用不仅取决于“棕色”和“乳牛”所具有的推论作用，而且还取决于你们关于棕色乳牛而恰巧相信的东西。所以，一般说来，推论作用与意义不同，它不是构成性的。
在论证过程的这个关节点上，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可能会说，如果诸如意义这样的东西确实存在，那么语言就的确是构成性的，但是，蒯因和戴维森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即使为了说明学习语言的有机体所具有的各种社会技能，也根本没有必要假定心理原子和被称为“意义”“概念”或者“表象”的语言原子之间存在着某些关系。认为存在着某种可以在对话流(conversationalflux)内部检测到的、被称为“意义的同样性(sameness)”的特征，也就是坚持某种早在蒯因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对语言和事实的区分，而这种区分除了使认知科学家们忙忙碌碌之外，并不能发挥其他任何作用。
福达对这种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论证思路的描述是：
一面非常光滑、非常适合于移动的斜坡：只要滑到了坡底，人们就会发现自己接受了这样一些初看起来稀奇古怪的学说，诸如，从来就没有两个人分享过同一种信念，诸如翻译这样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两个人用他们的话意指涉过同一个事物；同一个人也从未通过其两个时间片段(timeslices)的表达意指过同一个事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改变其心灵；从来都没有一个陈述或者信念会受到反驳（更不用说受到拒斥了）；如此等等。怎样才能在不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情况下得到推论角色语义学(inferentialrolesemantics)的好处，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做出回应，维特根斯坦派学人提出了下列赖尔式的观点，亦即，即使无法具体说明有关同样性的各种标准，我们也可以把两个人描述成看到了同样的事物——例如，同一座建筑或者同一处景致。赖尔曾经指出，不仅某种可以使许多人看到同样的建筑、同样的景致的日常感觉(everydaysense)是存在的，而且，另一种同样有益的、使两个人不可能看到同样的建筑、同样的景致的感觉也是存在的。同样，有关“意指相同事物”和“相信相同事物”的日常感觉所发挥的效用，也不会使我们拒斥德斯康伯斯以赞赏的态度引用的萨特的下列观点：“无论我什么时候构造一个句子，其意义总是逃避我、被从我这里偷走；通过每一位说话者、在每一天，各种意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发生了变化；我说的话的意义都被其他人改变了。”当布兰登说下面的话时，他也重复了这一点：“与你们所说的相比，我说的每个语词——‘狗’，‘愚蠢’，‘共和党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因为在它可资利用的范围之内，并且由于我具有不同的附带信念，运用它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对于我来说都不相同”。
福达坚持认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阿基里斯之踵就是自然语言的生成特性(productivity)，这是一种只能由 《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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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乔姆斯基派学人的语言学，以及其他一些使自己致力于成为“认知科学”之组成部分的学术专业，都是值得尊敬的学科，都是一些使非常睿智的人在其中进行精力充沛的相互辩论的论坛，这是一回事；而说这些学科都曾经对我们的知识做出过贡献则是另外一回事。许多同样值得尊敬的学科也曾经辉煌过，但在衰败之后却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贡献。15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17世纪的赫尔墨斯神智学(hermeticism)以及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都是一些广为人知的例子。
维特根斯坦派学人认为，认知科学究竟是一种成功的、能够名垂青史的、使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承担研究心理和语言之任务的尝试，还是另一种迄今为止仍然促使哲学走一条安全可靠的科学之路——和其他所有各种道路一样，这条道路也同样由于自身的负重而最终崩溃了——的尝试，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所怀疑的是，认知科学也许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化学脱离哲学的方式，通过展示它那派生出各种新技术的能力，而使自身摆脱哲学的束缚。狂热地鼓吹认知科学的学者们认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都是独断的行为主义者，而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则使用与培根用来批判晚期经院哲学的术语完全相同的术语来批判乔姆斯基学派。他们用与培根考虑奥卡姆和司各脱的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考虑乔姆斯基和福达：他们的所有各种美妙理论和精致论证，都不可能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他们都是在建造空中楼阁。
二、构成性：福达对布兰登
福达试图通过下列论证来打破这种困境，即如果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希望做到的并不只是提出与行为主义相似的偏见，那么，他们就必须提供某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关于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的理论。他所怀疑的是，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只不过是“语义学整体论”，只不过是认为“一种表达的意义是由它的所有各种推论关系构成的，因而是由它在语言中发挥的全部作用构成的”的学说而已。
戴维森曾经潜在地提出过这种学说，而布兰登则把它明确地提了出来。由于对各种表达在语言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研究，也就是对乔姆斯基所谓的“在由经验构成的现实世界中进行的成功沟通”的研究，而且，由于整体论者们都无法轻而易举地把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与认识一个人以这个世界为中心的一般方式的过程区别开来，所以，这种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变成被乔姆斯基轻蔑地称为“无所不包的理论”的东西。凶此，语义学不可能是一种与化学有几分相似的学科，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是某种学科。戴维森和布兰登之所以没有为热衷于认知科学的年轻学者提供任何可供他们实施的研究纲领，乔姆斯基之所以认为这些人很像蓄意进行阻挠活动的勒德分子(obstructionistLuddites)，原因就在于此。而且，布兰登之所以在坚持卡尔纳普以往区别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过程中根本不得要领，原凶也在于此。
福达认为，可以对语义学整体论者做出某种断然的同答，从而使乔姆斯基派学人完全占领这个领域。这种回答就是语言是构成性的：“各种从句法角度来看复杂的表达所具有的意义，就是它们那与句法成分的意义共同存在的、句法结构所具有的功能。”161因为“意义是构成性的，而各种推论作用却都不是构成性的，所以意义不可能是推论作用”[17]。福达对这个要点的详细说明如下：
“棕色乳牛”这个短语的意义……取决于与其句法共同存在的“棕色”和“乳牛”所具有的意义……但是现在，初看起来，棕色乳牛的推论作用不仅取决于“棕色”和“乳牛”所具有的推论作用，而且还取决于你们关于棕色乳牛而恰巧相信的东西。所以，一般说来，推论作用与意义不同，它不是构成性的。
在论证过程的这个关节点上，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可能会说，如果诸如意义这样的东西确实存在，那么语言就的确是构成性的，但是，蒯因和戴维森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即使为了说明学习语言的有机体所具有的各种社会技能，也根本没有必要假定心理原子和被称为“意义”“概念”或者“表象”的语言原子之间存在着某些关系。认为存在着某种可以在对话流(conversationalflux)内部检测到的、被称为“意义的同样性(sameness)”的特征，也就是坚持某种早在蒯因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对语言和事实的区分，而这种区分除了使认知科学家们忙忙碌碌之外，并不能发挥其他任何作用。
福达对这种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论证思路的描述是：
一面非常光滑、非常适合于移动的斜坡：只要滑到了坡底，人们就会发现自己接受了这样一些初看起来稀奇古怪的学说，诸如，从来就没有两个人分享过同一种信念，诸如翻译这样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两个人用他们的话意指涉过同一个事物；同一个人也从未通过其两个时间片段(timeslices)的表达意指过同一个事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改变其心灵；从来都没有一个陈述或者信念会受到反驳（更不用说受到拒斥了）；如此等等。怎样才能在不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情况下得到推论角色语义学(inferentialrolesemantics)的好处，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做出回应，维特根斯坦派学人提出了下列赖尔式的观点，亦即，即使无法具体说明有关同样性的各种标准，我们也可以把两个人描述成看到了同样的事物——例如，同一座建筑或者同一处景致。赖尔曾经指出，不仅某种可以使许多人看到同样的建筑、同样的景致的日常感觉(everydaysense)是存在的，而且，另一种同样有益的、使两个人不可能看到同样的建筑、同样的景致的感觉也是存在的。同样，有关“意指相同事物”和“相信相同事物”的日常感觉所发挥的效用，也不会使我们拒斥德斯康伯斯以赞赏的态度引用的萨特的下列观点：“无论我什么时候构造一个句子，其意义总是逃避我、被从我这里偷走；通过每一位说话者、在每一天，各种意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发生了变化；我说的话的意义都被其他人改变了。”当布兰登说下面的话时，他也重复了这一点：“与你们所说的相比，我说的每个语词——‘狗’，‘愚蠢’，‘共和党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因为在它可资利用的范围之内，并且由于我具有不同的附带信念，运用它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对于我来说都不相同”。
福达坚持认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阿基里斯之踵就是自然语言的生成特性(productivity)，这是一种只能由 《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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