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构成性加以说明的特性。他把这种生成特性粗略界定为表达一组无限制的命题——有关潜在的无限长度的、形状优美的线索——的能力。不过，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则会回答说，只有当我们已经把语言当作生成语法的机制来考虑时，我们才会认为它们具有某些诸如此类的能力。如果我们遵从戴维森对下列需要的否定，即对“为了挤压出随意说出的言词的意义而设立的、便捷的解释机器”的需要的否定，那么，我们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对于那些认为学习语言的过程是某种技能的人来说，福达所提到的无限的生成特性，似乎和熟练的自行车骑手能够扮演的、可能无限多的花样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
　　
　　福达指出：“生成特性就是当一个系统具有数目无限的、从句法和语义角度来看明确的符号时，这个系统所具有的特性。”但是，从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视角出发来看，这却是一个用来否认说自然语言的人所拥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系统的充分理由。如果一个人从各种各样有机体进行的对话性交往中，抽象出某种抽象的、被称为“English”的存在物，那么，他就可以像福达那样说：“English包含着一个无限的非同义表达系列：‘导弹护盾’‘反导弹护盾’‘反一反导弹一护盾一护盾’……诸如此类。”但是，这又很像是说一个被称为“算术”的抽象存在物包含着这样一种无限系列。各种抽象存在物都能具有各种有机体所无法具有的特性。具体说来，它们可以包含数量无限多的各种事物。而诸如说英语或者骑自行车这样的技能则既不包含数量有限的事物，也不包含数量无限的事物。
　　
　　三、确定的存在
　　
　　福达用于系统表述这种发生在卡尔纳普派学人和维特根斯坦派学人之间的争论的另一种方式是，使认为“存在关于意义的各种事实，而且它们都是适合于进行科学探究的对象”的“意义实在论者”，与那些认为“意义产生于我们进行的解释性实践，所以，无论‘皮纳克尔’是什么意思、还是‘哈姆雷特’是什么意思，都必然只存在一种正确答案”的人形成对照。他指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都认为：“试图得到一门关于意义的科学是愚蠢的；就像试图得到一门关于游戏的科学、或者试图得到一门关于星期二的科学一样。”
　　
　　福达对他所谓的“同情这种维特根斯坦一古德曼一库恩一德里达类型的描述”表示悔恨，并且祈求上帝“不要让从哈佛泄漏出来的任何毒雾漫过（原文如此）查尔斯家族而延伸到麻省理工学院”[24]。他把这种毒雾与他所谓的“语言学唯心论”(linguisticidealism)联系起来，并认为后者是由“诸如罗蒂、普特南、库恩，以及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创造的。回顾一下赖尔所举的那些例子可见，这种类型的哲学家都认为，意义实在论和造型实在论(buildrealism)、景致实在论(outlookrealism)一样，都是不得要领的。
　　
　　蒯因之所以通过主张信念和意义根本不能符合物理主义的世界观，以哈佛为基地发动了对意义实在论的攻击，恰恰是因为，意向性归因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根本没有办法断定说同一句话的两个人所指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事物，或者说根本没有办法断定他们究竟是不是持有共同的信念。从主张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存在物出发，蒯因得出了下列结论，即在任何一幅“描绘实在的真实的终极性结构”的图画之中，各种信念和意义都没有立锥之地。
　　
　　福达争论说，由于各种信念和意义都需要人们赋予这样一种地位，而且，由于蒯因所谓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存在物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成为意义实在论者。相形之下，布兰登则既不认为有必要坚持认为“‘皮纳克尔’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也不认为有必要按照蒯因的做法去做，从缺乏这样一种答案推论出下列主张，即各种信念和意义在本体论上无论如何都不与电子和神经细胞等价。戴维森在《与墓志铭有关的严重精神错乱》一文中对语言能力的描述，是与布兰登的下列观点相一致的，即理解一个断言的内容，是一个确定它在某种特定的、有关询问理由和提供理由的游戏之中通常具有的位置的问题。对于这两位哲学家来说，进行明智的对话所需要的这种社会技能，并不要求运用各种有关信念或者意义的同样性的标准。
　　
　　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福达、蒯因和维特根斯坦派学人之间发生的三角辩论，即福达和蒯因都同意，唯一能够实际存在的是那些使各种不依赖于语境的标准得以存在的存在，而戴维森和布兰登则不这样认为。不过，由柯尼利乌斯·卡斯托里阿迪斯(CorneliusCastoriadis)，以及最近由文森特·德斯康伯斯(Vincent.Descombes)使用的专门术语，则提供了某种描述这种僵局的、更富有启发意义的方式。德斯康伯斯指出，卡斯托里阿迪斯批判了“哲学家们和所有那些（不知不觉地）受他们启发的人的棘手的偏见：所有各种实际存在的事物都是通过某种确定的形式存在的。所有各种存在的事物都是精确的、确定的和可以理解的。如果某种事物恰巧展示出不确定状态、惰性状态或者模糊状态，那么，这种事物一一即使不完全是虚假的一一就表明自身处于比较低级的地位”。
　　
　　在德斯康伯斯看来，福达、蒯因和认为存在物需要同一性的其他人所遇到的麻烦是，他们都经受不住他所谓“某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幻象”的诱惑。他指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将不得不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统一和差异、个体和关系，而所有这些研究却没有对任何特定的范围加以考虑。具体说来，它将不得不表明，在把哲学探究分为包括自然本体论和心灵本体论在内的各种‘局部性本体论’之前，人们应当如何理解‘存在’和‘同一性’这些术语……（但是）如果人们不把其试图加以识别的事物类型考虑在内，那么，他们如何探究同一性的各种条件呢？”
　　
　　在这里，德斯康伯斯强调了一个布兰登也强调过的观点。德斯康伯斯指出：“‘事物’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被运用于计数过程之中。”布兰登指出：
　　
　　确立某种同一性标准并不只是足以满足可计数性的要求；它也是必要的。未经分类的“事物”或者“对象”是不可能计数的。所谓这个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事物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答案；这里存在的是一定数量的图书、一定数量的分子、一定数量的原子、一定数量的亚原子粒子……计数只有通过参照某种分类概念才是可理解的。但是，只有经过分类才能计数这个事实，未必意味着所有分类都可以辨别不同组的可计数项。正像德斯康伯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藉里柯的《美杜莎之筏》里有多少表象”这个问题，这个事实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各种表象比其他事物更加模糊，而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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