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为没有经过分类的表象和没有经过分类的事物一样模糊。因此，德斯康伯斯指出，要想回答“有多少”的问题，“人们就必须能够把通过这幅绘画表现出来的事物列举出来”。
　　
　　他指出，同样的问题就大脑而言也存在。假如有一个相信大脑包含各种表象状态的人，希望把那些——通过与集中关注正在扑过来的食肉动物的眼睛联系起来的大脑视觉皮层表现出来的——表象列举出来。她所能够提供的数目将取决于她究竟把大脑当作表现各种色彩的机制来对待，还是当作表现各种色彩的阴影、表现各种色彩的模式、表现各种中等大小的物体、表现各种光波、表现环境的各种危险，或者表现视网膜的各种化学变化的机制来对待。说大脑是一种计算手段，并不能确定在许多输入一输出功能之中，这种手段被预定要执行的究竟是哪一种功能。有关它的环境和行为之可供选择的描述有多少，诸如此类的功能就有多少。成为一个意义实在论者，就要主张有一种这样的功能是正确的。不过，所谓经验性证据可以使人在所有这些描述中做出决定，是非常可疑的。这就像为了确定我的笔记本电脑目前究竟是在处理数据、语词，还是在处理思想，而收集各种经验性证据一样。
　　
　　从德斯康伯斯和布兰登的角度出发来看，蒯因关于因为数量极多的翻译手册都会对行为方面的证据一视同仁，所以各种意义都具有次等的本体论地位的观点，与说因为数量极多的输入一输出功能都会对已经观察到的、存在于大脑视觉皮层和有机体的环境之中的各种事件的相互关系一视同仁，所以诸如视知觉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是非常相似的。只有在那些沉迷于德斯康伯斯所谓“某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幻象”的人那里，才会看到从可供选择的各种描述的存在推论出本体论的次等性的冲动。
　　
　　因此，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对蒯因关于翻译的不确定性学说所做出的回应，就是否认关于语言，或者更加一般地说，关于意向性之物，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疑难之处。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像乔姆斯基最先论证的那样，翻译的不确定性（或者意向性归因的不确定性）与理论的日常的、未被经验确定的状态，并没有令人关注的不同。这种未确定状态与人们熟悉的下列事实一样都没有什么令人困惑之处，亦即，即使你们发现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同一部分时空很有用，你们也不可能从用一种术语系统表述的断言出发，直截了当地推论出用另一种术语系统表述的断言。因为假如这样的推论屡见不鲜，那么，这两种术语早就融合到一起了。
　　
　　那些和我本人一样由于吸人了这种维特根斯坦一古德曼一库恩一德里达毒雾而获得刺激的哲学家，都声称完全知道究竟为什么用“rabbit（兔子）”翻译“Gavagai”要比用“rabbit-stage（兔子的部分）”更好。我们确信这与检查两种被称为“意义”的存在物、列举其相似和不同之处无关。它与获得——受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能力推动的——社会技能的相对容易有关。同样，我们能够理解有时候把有机体当作对通过视觉体现出来的、中等大小的物体做出反应来处理，有时候把它当作对审美价值做出反应来处理，有时候把它当作对各种光波做出反应来处理这样一些做法的用处，而根本不担心它“实际上”是对什么做出反应。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后一个问题就像关于《哈姆雷特》实际上论述的是什么、关于（作为儿童骂人的话的）“傻瓜温尼”的主题究竟是不是“真的”、关于低劣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具有自毁特征，或者关于晚期资本主义会不会崩溃的问题那样，都是非常拙劣的。可用来描述电脑的同一种状态的输入一输出功能的多样性，是与弗里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Crews)把A.A.米尔恩(Milne)的本文插入其中的各种语境的多样性非常相似的。
　　
　　即使认知科学家开始同意在对这种功能进行选择时所依据的标准，这大概也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样一种选择可以使他们那对人类和动物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的学科得到最充分的保护。不过，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却怀疑他们究竟是不是能够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他们之所以对采纳乔姆斯基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标准方法”、对把各种语义特性归因于大脑状态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都怀疑这样的做法对于各种预测和控制来说究竟是不是有用。争论的焦点既不是本体论方面的，也不是方法论方面的，而是实践方面的。你们都不会只通过进行实验并系统表述那些用于解释其结果的假说，就断言一门自然科学具有各种特权地位。即使炼金术士们也可能做到这一点。要想使这样一种科学得到承认，你们就必须对培根所谓的“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做出某些更加具体的贡献。
　　
　　维特根斯坦派学人所怀疑的是，假定“对于所有各种语言来说，都始终存在着某种同定不变的、从生物学角度得到确定的、把可资利用的证据描绘成为既得知识的机能”，究竟是否能够使我们更快地学习更多的语言，或者说，这种假定是否特别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另一方面，他们非常希望做出下列预测，即将来有一天，我们开发神经元的所有潜能的能力会使教学法和治疗法都得到极大的改进。因为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和卡尔纳普派学人一样，都是出色的物理主义者(physicalists)。他们也同样确信下列观点，即只要不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改变一个人的大脑状态，你们就不可能改变她的心理状态。他们所怀疑的，只是在平民心理学和神经病学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有益的探究层次——亦即，对“从心理角度来看真实的”东西的发现，究竟是否能促进有益的潜能开发。
　　
　　四、德斯康伯斯论心灵的定位
　　
　　德斯康伯斯对目前这场争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它与下列事实联系了起来，即早在计算机革命出现很久以前，哲学家们就开始对心灵究竟是一种什么事物，以及更加确切地说，对心灵究竟存在于何处，众说纷纭了。德斯康伯斯指出，这些哲学家在心灵究竟“存在于内部还是外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根据笛卡尔、洛克、休谟和迈内·德·布里安(MainedeBrian)的精神第一论（mentalist）后裔的观点来看，心灵存在于内部，人们还可以把现象学家和认知主义者也包含在这些人之中；而根据那些论述客观精神和公众对指号的用法的哲学家的观点，比如说，根据皮尔士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看，心灵则存在于外部。
　　
　　这种存在于作为一方面的笛卡尔、洛克、休谟，和作为另一方面的皮尔士、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对照，突出展示了德斯康伯斯和布兰登的另一种相似之处。布兰登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他本人对语言和心灵进行的所谓“社会实践”的推论主义(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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